全家一起修壁画是怎样的体验
　　李云鹤和李晓洋，祖孙俩的人生轨迹有一种神奇的呼应。
　　1956年，24岁的李云鹤还在山东老家，刚从学校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去西北。本来目的地是新疆，因为想顺道看望在敦煌研究院（记者注：当时为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舅舅，就在敦煌停了一下。这一停，就是60年。
　　2011年，22岁的李晓洋从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室内设计专业毕业，本来还想在国外再待两年，但护照到期，得回国换护照。这一回，再也没走。“像一种安排，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现在，李晓洋和爷爷、叔叔都在一线修复壁画，爸爸也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我们在爷爷奶奶家吃饭，饭桌上就聊壁画修复，‘唉，前两天那个壁画那个部位是怎么弄的’，然后全家开始讨论。有时吃完饭散步，爷爷就一边走一边给我讲。”
　　“在工作前，我都不相信爷爷是会发火的人。”李晓洋说，从小到大，爷爷从来没在生活上说过自己一句；而在工作第一年，爷爷第一次训了他。
　　2011年12月，李云鹤带队的甘谷大像山修复组因为天气寒冷暂时停工，回到敦煌研究院。不允许浪费时间，老人就给新人培训怎么做石膏翻模，李晓洋也在其中。第二年3月，工程复工，需要石膏翻模，结果几个年轻人全忘了。“爷爷挨个儿批评，‘怎么这么不用心！’一边批评，一边现场又教了一遍。”
　　其实，李云鹤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直到现在，老人仍然戴上头盔和手套，跟年轻人一起爬20多米高的脚手架。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都管他叫“爷爷”，不明真相的外人乍一听都很惊讶，“李老师，你怎么这么多孙子啊”。
　　李云鹤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自己刚来敦煌不久，院里请来一位捷克专家做指导，但这位专家每天要晒日光浴，觉得敦煌条件太艰苦，没待多久就走了。李云鹤特别遗憾，只好揣摩捷克专家留下的一些工具，摸索创新适合莫高窟壁画的修复方法。
　　在上世纪60年代，李云鹤修复了敦煌莫高窟161窟，此后他每年都要去那个窟——他想知道，自己在修复壁画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和工艺能保持多久——时间证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敦煌研究院的文保中心有60多人，1990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占到三分之一。年轻一代有了更多中外交流的机会，院里长期和日本、英国、美国等国的研究机构合作与交流。年轻人的观念也更加开放，常会主动研究新材料和新工艺。但李晓洋深知：做文物修复，不是创作，是保留，创新也要在“守旧”的基础上，“能用木楔子的地方，绝对不能用钢钉”。
　　曾有人建议他们用3D打印，比如佛像的胳膊断了，可以3D打印一个，肯定比人手操作精准，但最终修复师们没这么干。李晓洋说：“这一次的确是复原了，但会对后人的文物研究造成障碍。创新的材料和工艺，可以在做复制品时尝试，对文物本体的修复，我们还是坚持用传统工艺。”
　　修复前后的照片对比，让你觉得值，没白干！
　　作为一个资深跟班，李晓洋清楚地记得，1998年的夏天，爷爷在甘肃武威做天梯山大佛的复原修复工程，放暑假的他就跟着一起去，“那尊佛像特别大，成年人站到跟前还没佛像一个耳朵大”。李晓洋跟着爷爷吃住都在工地，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房子就搭在悬崖下，刮风漏风，下雨漏雨”。
　　“很多文物点离市区相当远，水电都费事，有的地方还要搭帐篷。尤其是新疆克孜尔石窟，爷爷去修的时候，连一棵树都看不见。”李晓洋说，现在条件好多了，但修壁画仍然是个苦活儿：修墓室壁画，阴冷，地面能渗出水，好多人关节疼；在高原地区修壁画，一修几年，留下高原后遗症；即便是最普通的地方，修复现场也是尘土飞扬，“有一次修一座佛像莲花座下的坤门，那么大一个泥块，一个人搬起来都费劲，打磨后，全身都是土”。
　　河北曲阳北岳庙是李晓洋真正开始修复壁画的地方。2012年8月刚来时，庙中德宁之殿墙上的壁画几乎完全被浮尘遮盖，“站在殿中央，往左右看，都看不清有画”。修复团队搭了四层高的架子，开工——他们的对手有粉尘、蝙蝠粪、破碎的砖，还有闷热的天气。“每天就在架子上待着，一坐一天，越高越热，没有一丝风，下班回去，衣服脱下来能拧出水。下雨更糟糕，进殿的石板路上，能看见热气蒸腾。”
　　修复完成后，北岳庙的一个工作人员激动地对李晓洋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清楚的画面！”
　　而对李晓洋来说，工作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做修复对比的时候。修之前，拍个照，修完后，同角度再拍个照，“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不用PS，那种震撼，让你觉得值，没白干！”
　　李晓洋说：“我能修壁画，我很幸运。我能有幸看到、触摸到几千年传承的艺术品，更要沉下心，拾起这门手艺。”
　　“什么是工匠，就是时间。”这个道理，李云鹤懂，李晓洋也开始了自己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