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的“费德里科·费里尼百年诞辰纪念放映”绵延了两个月，放票时间一到，几乎都是秒光——久旷的京城文艺群众像饥饿的孩子扑向了面包。我幸运地抢到了其中五场，最喜欢的依然是《卡比利亚之夜》和《大路》，但复习这两个故事，实在需要勇气。
费德里科·费里尼
卡比利亚那样善良天真，她想要爱情，但心怀不良的“爱人”不仅抢她的钱，还想要她的命，第一个这样，第二个还这样;上帝其实救了《大路》里的杰尔索米娜两次，一次化身为走钢丝的“傻子”，一次化身为修女，但她还是从了自己的心，直到被弃置在路旁。她未被拯救，却把一只兽变成一个会痛哭的人。
《大路》剧照
看完《大路》，在京城初冬寒意森森的街头走了半小时，没办法，得缓缓，再回家。还好，费里尼之旅以清明上河图一般的《阿玛柯德》作为收束。这是费里尼写给童年写给故乡的一封绵密的情书，多少后来者从中偷一勺略加勾兑，就是芳香四溢的佳酿，巧得很，最会偷的那几位，朱塞佩·托纳多雷、库斯图里卡……都是我的心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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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纯属巧合还是别具匠心，电影资料馆给费里尼选了一位再合适不过的僚机“护航”，两轮纪念放映，最后都“配售”了库斯图里卡的《地下》。
《阿玛柯德》以一场婚礼结束了里米尼小镇的“四季歌”，小镇女神离去，她跟着一个法西斯军官踏上了未知的旅程;《地下》的尾声也是一场热闹的婚礼，所有的逝者重聚，他们永离晦暗的地下，在欢快热烈的音乐中载歌载舞，突然大地开裂，一条裂缝正好出现在新人的桌脚下，它渐渐脱离大陆，成为一个兀自漂移的小小板块，既像避世的诺亚方舟，又仿佛随时会崩塌沉没，正如希望之微茫与不可或缺。
何止《地下》，一场又唱又跳大吃大喝蹦来蹦去的婚礼，已经成了库斯图里卡电影的标配，那种巴尔干半岛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总是又狗血，又悲凉。
《地下》为库斯图里卡赢得第二个金棕榈奖，这次重看，发现导演也出镜了——当欺世盗名的马高摇身一变，继续以军火商的身份在巴尔干新乱局中取利时，他演了一个与之讨价还价的小军阀。这场谈判过后，马高就被他的亲兄弟棒杀并且挫骨扬灰。死前，这个靠着瞒和骗过了一生的男人悲摧地说：“战争从来不是战争，直到有一个人杀死了自己的兄弟。”
《地下》剧照
表达悲伤的方法很多，有人以眼泪，有人以愤怒，有人以沉默，而库斯图里卡是以笑以闹以癫以狂，他用最没心没肺的大笑压制着欲盖弥彰的故国黍离之悲、兄弟阋墙之痛。或许那片土地千年以来荒唐乖张的命运，与如此荒诞不经的调调最匹配。
片尾，杀兄后自缢的弟弟直视镜头，一张仿佛从未被欺瞒与惊吓的脸上洒满阳光，他不再结巴，用诗一样的语言直抒胸臆：“我们在此建起房屋，有红顶和烟囱，以便鹳鸟作巢;敞开大门，迎接最尊贵的客人。那些绿色的草地，让我们回想起自己的家乡。感谢养育我们的土地和给予我们温暖的阳光，当我回忆起祖国，总是带着痛苦忧伤和欢乐。当我们给孩子讲起童话时，总是这样开头：从前啊，有一个国家……”
去年春天，京郊曾举办过一场“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个展”，她如今已经是世界著名的行为艺术之母。与库斯图里卡一样，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前南的红二代。那次展览有一段她2002年的视频作品《英雄》，画面中，阿布拉莫维奇骑在一匹白马上，手擎一面白旗，她的身体几乎完全静止不动，只有白旗和黑发迎风飘扬。这个作品是阿布拉莫维奇向她的父亲致敬，她的父母都曾经获得过“国家英雄”的勋章，她是两个反法西斯战士的血脉。视频中一直有一个女声在低吟，唱的是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国歌。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英雄》
阿布拉莫维奇最为人熟知的，是她与爱人乌雷合作的那些作品，不着文字却写尽亲密关系中的难分难舍难忍难受，对于已经消失的故国故人，其复杂与牵绊，恐怕也是一言难尽吧。
“从前啊，有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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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图里卡是跨界高手，他还有自己的乐队，三年前曾经以音乐人的身份到上海演出。此外，他还曾被授予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如果读过他写的回忆录《我身在历史何处》、小说集《婚姻中的陌生人》，当知实至名归。
那部回忆录里有一章，“谢谢你，费里尼”，那是一段让人笑到打跌的文字：1975年，《阿玛柯德》来到了布拉格，当时，库斯图里卡正在那里学电影。文艺青年们都嗷嗷激动，同去瞻仰大师新作，而我们可爱的小库同学，居然当电影刚刚演到春天柳絮纷飞的时候，就昏睡了过去，直到被电影结束后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惊醒。周围的同学报之以轻蔑的眼神，仿佛在说：“他就是个巴尔干来的原始人，看费里尼的电影都能睡着。”
问题是，第二次向《阿玛柯德》发起冲刺的时候，他，居然，在柳絮飘飘的时候，又睡着了!而且再次从头睡到尾!第三次，还是柳絮一起，瞌睡虫发威。
——啊，如果有谁曾昏睡在大师大作之前，请不要羞惭不要自责，毕竟，库斯图里卡也当场昏迷了三次!
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和自己心爱的姑娘坐在一起，“在这部杰作面前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说，《阿玛柯德》就像是一场宇宙大爆炸，也从此成为他电影创作的源泉。“我就以这部电影为标尺衡量我的电影生涯……我要拍这个世界上的人类，人的面孔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环境，我能有这个理念，得感谢自己曾看了不下十几遍《阿玛柯德》。谢谢你，费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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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在历史何处》还藏着许多让人惊喜的电影世界族系与家谱，比如“西巴叔叔”。他是库斯图里卡父亲的好朋友，库家常客，也是小库走向电影的引路人，并且还可以称得上是他爱情乃至性的启蒙者(欲知详情，请支持实体书!)，这位西巴叔叔就是前南斯拉夫著名的电影导演哈伊鲁丁·西巴·克尔瓦瓦茨，他的两部作品在中国家喻户晓：《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还有，《桥》。
而且，库斯图里卡曾经在其中出镜：“凭借一句‘真走运，那儿就一个站岗的，咱们把他们都炸上天!’我的名字有生以来第一次出现在了南斯拉夫电影的片头字幕中。在这部名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电影里，我仅有这一句台词，然而正是这部电影甚至让克尔瓦瓦茨在人口众多的中国都出了名。”
中国观众对接下来的情节十分熟悉，埋伏好的德军用机关枪扫射，这几个热血青年倒地而亡，其中就有那位老钟表匠谢赫的女儿，穿着裙子的姑娘缓缓倒地，像一朵开得最盛的花儿陡然在风中飘零。
随着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这位导演的结局特别令人唏嘘。库斯图里卡的父亲在电话里啜泣着把西巴叔叔去世的消息告诉库斯图里卡，他那时正在纽约着手创作《地下》。“我十几岁的时候，是西巴·克尔瓦瓦茨为我找到了救命良方：他把对电影的热爱灌注进了我的身体里。此刻，他的离去，完全淹没了纽约的风景。”
1992年，库斯图里卡的父亲也去世了;同年，南斯拉夫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就连史上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里奇也已经不能见容于重新排列组合过的国家，他的塑像被推倒了。这位伟大的作家曾经这样描写巴尔干的人们：他们的爱是那么遥远，而他们的恨又是那么近。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在那儿，而他们的恨在这儿。
几年前我曾经踏上过巴尔干那片神奇的土地。萨拉热窝的米里雅茨河上有很多桥，最著名的当然是那一座——1914年6月28日，一名塞尔维亚青年在桥头枪杀了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夫妇。此后，那座桥以射击者的名字普林西普命名，如今，它已经恢复了之前的名字，拉丁桥。桥边有一座主题博物馆，讲的就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事件。在新的叙事中，普林西普已经从民族英雄嬗变为迹近小丑，唯有土耳其仍是“反派担当”。
库斯图里卡出生在萨拉热窝，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时代，现在，这个城市是波黑的首都，他的国籍已经变成了塞尔维亚。
城头变幻，世事无常，“我身在历史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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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费里尼去世。这对库斯图里卡的冲击比柏林墙的倒塌还要严重。“费里尼离开了人世，我们这些信徒在20世纪的末尾成了孤儿。”
卡比利亚与杰尔索米娜的扮演者、费里尼的妻子朱丽叶塔曾经在罗马街头被骑抢，过了两天，飞贼们用奇特的方式把她的包包还了回来，还写了张纸条：“对不起，杰尔索米娜!”
看完《卡比利亚之夜》的当天晚上，我又赶到繁星戏剧村看了一出描写苏东坡在黄州的京剧《一蓑烟雨》，恍兮惚兮，二者竟然发生了奇异的粘连：一个是意大利小妓女，一个是中国大文豪，她在备受欺凌后仍然含泪而笑，他在颠沛流离之际，笑吟吟地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库斯图里卡的父亲有一句话影响了他一生：“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费里尼说：“梦是唯一的现实”;阿布拉莫维奇说：“坦白地说，爱才是最重要的事”……
伟大的艺术家都有着惊人的诚实，最孤僻的怪咖都可以从他们那里获悉一个无比重要的事实：原来我并不孤单，原来我所有的感受都曾经被表达。伟大的艺术家就是散布在人间的守护天使，他们挖掘了穿越时空的秘密通道，这些通道布满了全宇宙，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得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