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
2011年，石兴邦在他的办公室里
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考古报告
上世纪50年代，石兴邦与同事在发掘现场
“关学重实践，驷驖美秦风，
好青年，好学生，远道任非轻。
莫让那，交趾立柱，燕然勒铭，千载独光荣!
勉负历史使命，争为民族英雄。”
这是陕西省西安中学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首校歌。这首透着远大志向和英雄气概的校歌，深深铭记于一名学子的心里。在这位学子近百年的人生中，他多次提及此歌谣。他觉得，男儿就应当“马革裹尸”，到边疆去建功立业，做一番大事情。
后来，他虽然没有去开拓中国地理之边界，续秦国英雄之豪情，却越过了中国古史之边界，探寻华夏文明之根源。他用状元郎之头脑、农人之双手，终在中国考古学界做了一番大事情。他就是石兴邦。
“陕西状元”却报了极冷门的边政系、民族系
1923年10月1日，石兴邦出生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县(今称耀州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置了几垧地，保证了一家老小的温饱，也有些余钱供石兴邦读书。父亲还说，一定要把学上好，上到哪儿，他就供到哪儿。再加上有一个能看书识字的奶奶从小带他，石兴邦儿时便喜爱读书。
1937年，石兴邦考入西安中学(当时称陕西省立西安第一初级中学校)。这所清末建立的学校不仅师资一流，而且积淀了关中的深厚文化底蕴。在这里，石兴邦了解到宋明时期在关中地区发展起来的儒学学派——关学，记住了关学创始人、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二年，因抗战局势的变化，他转学到位于咸阳市三原县的省立第三中学。
无论在哪所学校，哪个年级，他都是尖子生，考试总能拿第一。不仅如此，他还在演讲、书法比赛中拿过第一。
1944年，石兴邦以陕西省第一名的成绩高中毕业。他本来可以任意挑选学校和专业，但他选择的是中央大学的边政系和新疆学院的民族系。石兴邦晚年回忆：“那时候教育部的人把全国‘十大状元’的志愿表挑选出来一看，我这个‘陕西状元’居然填的是毫不起眼的冷门专业。那些老学究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怀疑这个‘陕西冷娃’脑子肯定有啥问题。放到现在，这件事情就好像一个已经被‘清华’‘北大’那些名校的热门专业录取的状元，却自主放弃录取，选了个一般专科大学的烹饪专业。”
其实，老学究们哪里知道，这位同学并没有想着飞黄腾达，而是胸怀英雄气概和报国情怀。
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的边政系求学时，石兴邦对人类学愈发感兴趣，广泛涉猎了民族学、史学、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1949年，他进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攻读研究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研究生。
石兴邦先投于学贯中西的吴定良先生门下学习人类学，课程涉及史前史、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统计学。后来，他又师从自英国学成归国的夏鼐先生学习考古学。
1950年，夏鼐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石兴邦跟着导师来到北京，开始了自己的考古生涯。几年后，他积攒多年的才学与抱负得以在陕西老家的天地间施展。
他带队发掘“半坡”，大胆抛弃“切蛋糕”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开始大规模建设。上世纪50年代，西安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而纺织城是其中的重点项目。1952年，位于东郊灞桥工业区的灞桥电厂和国棉三厂的建设启动，半坡遗址因此得以发现。
那年年末，施工队的推土机推出了彩陶，施工人员立即上报。时任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的赵望云派郑郁文和惧怀玺去查看。他们捡拾了一些彩陶片。郑郁文认为，这里是仰韶文化遗址。之后，北京大学毕业刚到文物处工作的茹士安将情况上报给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并抄送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所随即派石兴邦和吴汝祚复勘确认。他们确认了遗址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负责纺织厂建设的总指挥秦天泽也意识到了此点，随即命令停工，并向上级建议国棉三厂迁址。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命石兴邦带队开始正式发掘。
有关半坡遗址的发现者，学界说法颇多。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炜林教授说：“半坡遗址的发现过程中，郑郁文有相关知识基础，是现场认定者;秦天泽作为施工负责人，有觉悟，不掩盖不破坏，是保护者;而石兴邦和吴汝祚是最终的确认者。他们以及更多相关的参与者都对半坡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贡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半坡遗址的发掘拉开序幕。从1954年秋开始到1957年夏结束，石兴邦带领团队发掘了3年，共发掘5次。先后参加工作的有将近200人，总计发掘面积达1万平方米，占遗址总面积的1/5。其收获也相当丰富，“共发现完整的房屋40多处，各种墓葬200多座，获得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将近万件之多。”
然而，半坡遗址发掘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在主持这次发掘之前，石兴邦已经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然而，面对半坡这样的遗址，石兴邦思考的是，如何改进方法，揭开祖先在五六千年前的实地生活场景。以往的考古发掘都是打探沟，主要是了解地层和文化堆积状况，取出器物就算完成。但石兴邦的目标可不止于此，他要保留遗址的完整性和历史性，于是他有了大胆的想法——以探方的方式进行大面积揭露。
这种大面积揭露的方法，避免了以往打探沟将整座房屋像“切蛋糕”一样切掉的问题。如此一来，一个完整的聚落形态得以露出真容。
1956年3月，为更好地保护遗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提出修建博物馆，并电告国务院拨款30万元用于建馆。1958年4月，西安半坡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1963年，石兴邦编写的发掘报告《西安半坡》出版。报告首次以“聚落”为题，将半坡遗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出来：它详细描述了半坡人的聚落形态、房屋结构;介绍了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具以及工艺品的材质和制作方法;借助彩陶纹饰、乐器、装饰品及葬俗来探讨半坡人的精神文化样貌;还通过跨学科的合作，对人骨、兽骨、孢粉等展开研究。就这样，五六千年前祖先的生活样貌，在他的文字中“复活”了。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石兴邦的考古报告非常生动。他好像把人们带到了一个少数民族村落，以别人未曾做过的方式介绍这些遗迹和遗物，如储藏东西的窖穴、家畜的围栏、农具、渔猎工具等。他能够做这样的转化，而不是像其他考古报告那样只是描述文物的形态，是需要深厚功底做支撑的。”
“半坡模式”在当时世界考古实践中是全新、领先的
不少学者认为，石兴邦之所以有能力做这样的挖掘，写出这样的报告，一方面是因为他学习了当时的苏联考古学理论，另一方面，他自己做了不少创新，所受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教育也拓展了他的研究视野。
“石兴邦以人类学和民族学为桥梁，去追寻远古人类的行为，亦即透物见人，是他所做的第一个创新。”陈星灿说：“他开创了多学科合作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尽管以往也有人尝试多学科合作，但从石兴邦的报告开始，这种形式成为一种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模式或范式。”
“石兴邦的站位很高，他不满足于仅仅研究遗迹和遗物，而是要通过遗址看当时整体的社会面貌。在当时，学界对仰韶时代的社会还所知甚少。而他通过对‘半坡’的大面积、全景式的发掘和研究，让我们第一次了解到仰韶文化时期的祖先是这样生活的。他让这一切变得看得到、摸得着。”
《西安半坡》报告并非完美无瑕。在具体研究层面，有些细节研究还略显粗糙。在文化分期上还引起了一些争论。在对“半坡”社会形态的认定上，还值得商榷，但报告的模式是开创性的。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钱耀鹏说：“石兴邦先生不仅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全景式史前聚落遗址的发掘，使‘半坡’成为中国人第一次发掘出的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同时，他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他以聚落考古的方法探讨史前的社会组织，以实物遗存来探讨史前的精神文化。其发掘方法、研究方式都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和综合性。《西安半坡》是一部研究型考古报告，虽然资料报道方面存在不足之处，但报告内容迄今几乎无出其右者。”
“半坡”发掘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罗泰先生曾说，“半坡”的发掘方法、发掘结果的保存和展陈，在当时的世界考古实践中是全新的。石先生在“半坡”的工作给西方的新考古学起了示范作用。“半坡”的发掘报告不仅在中国出版两次，也曾在日本推出影印本。
而半坡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已经接待了几千万人次的访问。该遗址出土的人面网纹彩陶盆画面进入中学历史课本，成为华夏儿女的共同记忆。
“半坡”之所以家喻户晓甚至享誉世界，既有时代背景、地理环境的因素，更重要的则是遇对了人，而石兴邦无疑是“天时、地利、人和”中最重要的那位“人和”。
“肉包子”狗闻了都不吃，石兴邦率先拿起了两个
发掘“半坡”后，石兴邦于1957年至1960年间到长江流域考古队工作，参与发掘了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和青龙泉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他说：“行行重行行，我在万里奔波中获得了考古文化纵横比较的感性认识。”
1961年，石兴邦回到陕西工作，进入成立不久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但受时局影响，当时的考古工作未有大的进展。虽然“文革”期间他还“跨界”发掘了杨家湾汉墓，但他更擅长的领域，还是在史前考古学上。
1976年，石兴邦回到北京，继续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之后，就有了用武之地。
以往学界已经发现了不少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但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石器，却很少发现。正在这个时期，“山西下川河谷出现细石器地层，初步可以认定是有别于以往发现的东西。当时的考古界都很高兴，总算是找到过渡时期的东西了。”
石兴邦马上投入到山西下川遗址的发掘。田野考古工作很辛苦，尤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据石兴邦回忆，上山下山，顶风冒雨是家常便饭，他们这些费脑力又费体力的考古专业人员还被当时的局外干部戏谑成“远看像个烧窑的，近看像些挖壕的”。到了真正吃饭的时候，没油没肉没菜之外，吃米也是奢望，只能吃高粱土豆，后来才有些不那么白的面粉。他还回忆，一次终于有肉吃，但肉经过“长途跋涉”，遇到大雨，又逢炎热，尽管炊事员撒盐存放，但这肉做成的包子连林场的狗闻了都不吃。石兴邦经历过野外的艰苦，率先拿了两个包子，其他人才不作声地领了饭。
石兴邦还基于下川遗址的发掘，对中国粟作起源进行了探讨。王炜林说：“二米即大米和小米滋养了中华民族，我们对长江流域稻作物的起源研究做得很好，但粟作起源的研究却相对滞后。石兴邦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文章探讨粟作起源，是对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尝试和思考。”
在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石兴邦所做的另一个重要发掘是在陕西临潼白家村。1982年和1983年，他带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进行了两次发掘。研究认为，白家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以前)，比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更早。
陕西考古研究所的家底是他奠定的
见过石兴邦的人几乎对他都有一个共同印象：平和，和蔼，可以说是一个忠厚的长者。陈星灿说：“我眼里的石先生穿着朴实，说话很慢。若用一个词来形容他，那就是宽厚。”
石兴邦对别人是宽容的，但他自己总是有大志向。
1984年，已经年过60的石兴邦又多了行政上的身份，他回到陕西担任陕西考古研究所的所长等行政职务。陕西有着丰厚的文化和历史积淀，是个考古大省。石兴邦觉得，陕西考古研究所虽是地方考古机构，但也应该出类拔萃。他经常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为参照，总说：“北京有的，咱们也要有。”
他上任后，招揽人才，添置先进设备，建立了四个研究室，分别研究史前、商周、秦汉和隋唐文化，还构建文物保护工作。王炜林说：“石兴邦虽然不是第一任所长，但他把考古所的研究工作更广泛地开展起来，考古所的家底是他奠定的。”
石兴邦还一心想提升考古所的级别。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兼并西北大学和博物馆的考古研究院。这一宏大愿望，终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而未能达成。
王炜林说：“石先生为人和善、与世无争，但他骨子里更是一个强者，他有一股倔劲儿。只要是他认定的事，就要一直做下去，别人很难改变他，为了考古所升级的事，他也不怕麻烦，不怕挫折，一直在跑。”
尽管后来陕西考古研究所改名为考古研究院，但实际上与石先生的构想还是有很大差别。“老先生可能步伐太快。当时还没有条件实现他的愿望。”王炜林说，“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一座崭新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终于在2021年建成，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基本发展成集研究、保护和展示为一体的、国内硬件条件最好、规模最大的地方考古研究机构，这也算是部分实现了先生的愿望吧。”王炜林曾担任陕西考古研究院院长，与石兴邦共事多年。
石兴邦一门心思做大事的决心，恰如他少年求学时在心中牢记的故事。他晚年曾口述说：“在陕西一中(西安中学)短短的半年时间，‘关学’那一套理论对一个知识青年的人生影响太大了。当时，我一门心思想到边疆去建功立业……我记得校歌上都有歌颂英雄的内容。这些民族英雄，在历史上做的贡献，也影响着我们这些后人踏着他们的脚印去建立人生功勋。”
他不是说说而已。石兴邦退休后，陕西考古研究所(院)已迎来第五任所长(院长)。而石兴邦总是惦记着考古所，他的办公室也一直保留到他离世。他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书，到最后，只剩下他能坐的地方。
王炜林回忆说，他当院长时，石兴邦几乎每天去自己的办公室坐一坐，即使没什么事务要办，也静静地坐在那里，也许只是为了浸身于考古的氛围之中，似乎这样才感觉踏实，“他这是把考古所当成自己的家了。”
“半坡”勒铭，以学“兴邦”
2022年10月21日，百岁的石兴邦先生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百年的人生，一直驰骋在考古这个“英雄战场”之上。除了“半坡”、下川和白家村等史前遗址，在后来的田野工作中，他还参与发掘了周原遗址、法门寺地宫和秦俑坑，也撰文探讨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隋唐等各个时代多方面的内容，还研究考古学理论、方法和考古学文化，涉及范围十分广泛。
然而，他给人们印象最深、留给中国考古学最大的遗产，依然是“半坡”。陈星灿认为：“石兴邦和‘半坡’几乎可以画等号：提起石兴邦，就想起‘半坡’;提起‘半坡’，就想起石兴邦。”
“他以人类学的视野，采用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法，从聚落的角度看整个社会，这些依然是中国考古学要努力做到的。”陈星灿认为，“石兴邦有着宏大的目标。他试图连接史前考古与历史，试图把史前考古变成历史。他做了一件很多考古学家不敢做、做不了的事。”
王炜林亦感慨道：“石先生志向很大，他做的考古都是大手笔。”
石兴邦一辈子念念不忘的校歌里，有一句“燕然勒铭”，说的是东汉大将窦宪追击北匈奴，大破之。出塞三千里，于燕然山上刻石以纪念汉功与威德，是为燕然勒铭。
而今，石兴邦于中国考古学和“半坡”之功，亦被公认为一座丰碑。
致谢：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炜林以及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钱耀鹏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及提出宝贵意见;感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良仁教授对本文的细心修改。还要感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小蒙副院长的鼎力支持以及石兴邦之子石刚先生提供的丰富而宝贵的图片。
供图/石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