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的理论逻辑
人类从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西方工业国家就开始对外输出商品，国内经济循环率先转向国际循环。随着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规模日益扩大，一些欠发达国家也逐步被带入国际经济循环的洪流之中。时至今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起因是生产过剩
一个国家经济要持续增长，首先必须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关于国内经济循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以产业资本为对象做过精辟分析，并提出了产业资本循环的总公式：G—W…P…W’—G’。根据此总公式，马克思把资本循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即货币转化为商品(G—W)。马克思认为，“这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具有特征性质的因素”。
第二阶段，将购买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并生产出高于所投入生产要素价值的新商品(W…P…W’)。
第三阶段，商品再转化为货币，资本实现增值(W’—G’)。马克思指出，这一阶段“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
马克思分析的虽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但揭示的却是产业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都必须依次通过以上三个阶段，变换三种形式，实现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有机统一。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一个国家国内资本循环要顺利进行，关键是要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否则产品过剩，再生产过程就将中断。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其完全印证了马克思的分析。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之所以大规模地对外输出商品，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导致资本不能在国内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才不得不寻找国外市场。再往前追溯，盛行于16—18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奖出限入”，目的其实也是向海外输出商品，转移国内生产
过剩。
1929—1933年，西方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通论》，为西方国家应对经济萧条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却纷纷陷入“滞胀”，凯恩斯理论不攻自破，并受到了众多指责与批评。为挽救凯恩斯理论，凯恩斯的追随者将视野从其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
我们知道，凯恩斯本人只是研究其国内企业、居民、政府三个部门的循环，由于政府刺激需求不能完全解决过剩问题，他的追随者将“国外部门”引入凯恩斯的分析框架，指出当一国商品出现过剩时，可通过扩大出口化解过剩。如此一来，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就从国内循环变成了国际循环。目前流行的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的说法，也是由此而来。
凯恩斯追随者提出的“三驾马车说”，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国际市场转移过剩提供了理论支撑。“二战”期间，美国大规模发展工业，导致战后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从1947年起，美国启动实施“马歇尔计划”，以对外援助的名义向欧洲各国大量输出工业品。在此期间，美国通过大规模出口不仅成功消化了国内过剩，而且大大加速了经济增长。时至今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归根结底也都是为了对外转嫁国内危机。
国际合作可以共赢
以上分析表明，发达工业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动机是转移国内生产过剩。然而从国际分工理论看，国家间开展经济合作有“1+1>2”的效果，并非所有国家都转移过剩。比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是为了合作共赢，共同分享国际分工给人类创造的福祉。这种判断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尚处于全面短缺状态，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
关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取向，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清楚。他在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他又指出：“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中国将张开双臂，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
发展。”
国际分工可以增进人类福祉,这一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早就证明过。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两个国家若按绝对优势分工，通过交换可以双赢。他用下面简单的理论模型做过分析。假如英国和葡萄牙生产10尺(约为3.3米)毛呢与一桶葡萄酒，英国的单位成本分别是100小时与120小时，葡萄牙的单位成本分别是120小时与100小时。两相比较，英国的绝对优势是生产毛呢，葡萄牙的绝对优势是生产葡萄酒。若两国按绝对优势分工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双方皆可节省成本20小时。
欠发达国家应参与国际分工
对斯密的分工理论，后来李嘉图又做了拓展。假定10尺毛呢可换1桶葡萄酒，英国生产10尺毛呢需要100小时，酿造1桶葡萄酒需要120小时，而葡萄牙生产同量的毛呢与葡萄酒分别只需要90小时、80小时。这样葡萄牙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占绝对优势，英国皆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与葡萄牙是否应该分工呢?李嘉图的回答是，一个国家与他国比虽无绝对优势，但也可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
关于上面这个结论，李嘉图的解释是，若葡萄牙专门生产葡萄酒，就能用80小时生产的葡萄酒，换取自己用90小时才能生产的毛呢，可节约成本10小时;若英国专门生产毛呢，则可用100小时生产的毛呢，换取自己用120小时才能生产的葡萄酒，可节约成本20小时。可见，当一个国家不具有绝对优势时，也应参与国际分工。因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国家自己与自己比的优势。既然是自己与自己比，这种优势就总会存在。由此推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各自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就都可以分享国际分工带来的收益。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确实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45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99万亿元;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货物贸易增长了近200倍;2019年底外汇储备达到31 079亿美元，资产规模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连续五年保持在30%以上，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贸易自由化探索
尽管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论证了国际分工可以增进人类福祉，可每个国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或者说，迄今为止贸易自由化仍然只是个梦想。当然，也有不少国家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做过一些探索，它们试图在贸易保护的大海中建立起一座自由贸易的小岛，以便在享有自由贸易收益的同时，也能避免过度开放的危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关税同盟就是这样一座小岛。
关税同盟内外有别
关税同盟的特点是：各成员国之间取消一切贸易限制，允许同盟内部开展自由贸易;各成员国对同盟以外的其他国家，使用一个共同的关税或限额。历史上著名的关税同盟有两个。1789年，美国宪法规定，取消13个州各自的关税，形成了统一的关税同盟。1834年德意志各邦之间也建立了关税同盟，并为1870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奠定了基础。
1994年建立的东非共同市场，是比较典型的关税同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目前只是对成员国之间贸易有某些互惠安排，并未完全实现自由贸易，对外也未使用共同关税，是一种比较松散的一体化形式，严格地说还不是关税同盟，只能算“特惠贸易区”。欧洲经济共同体超越了关税同盟的阶段，除了包括关税同盟的内容外，还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各成员国在某些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相互协调，故称“经济共同体”。
贸易创造
关税同盟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李斯特的贸易思想曾为德意志各邦统一关税，进而实现政治统一，最后走上富民强国之路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李斯特的贸易理论我将在第十八章详细讲，这里先只说一点，李斯特认为，关税同盟具有贸易创造的功能。
李斯特的这一观点受到众多经济学家的推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此起彼伏。这种情况使李斯特的关税同盟理论得到初步验证。有学者解释说，关税同盟之所以具有贸易创造功能，是因为同盟内部实现贸易自由化后，可以加深专业化分工，本国一些没有优势的产品，被成员国成本更低的产品所取代，从而可以将生产要素配置到效率较高的部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本国居民还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产品，这就等于提高了国民的福利。
另外，关税同盟也可让出口国有机会扩大产出，增加收入。社会化大生产具有规模节约的特点，在一个很大的产量范围内，随着产出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下降，从而可以赢得贸易优势。而且规模节约与市场容量有很大关系，如果一个国家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制造业就能大规模生产，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就具有竞争能力。换句话讲，由于关税同盟取消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限制，实现了自由贸易，也就扩大了市场容量，各国在享有规模节约好处的同时，对外也取得了贸易优势。
贸易转移
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维纳出版了《关税同盟问题》一书，其中有一个重要观点：关税同盟的效益取决于成员国的构成。而维纳所说的“构成”，是指成员国之间产品的重叠程度。在同盟成立前，维纳称产品系列比较接近的国家为“相互竞争国家”，称产品系列不相同的国家为“相互补充国家”。维纳指出，由于相互补充国家对非竞争性产品的关税比较低，而相互竞争国家之间关税比较高，因此，由相互竞争国家所建立的关税同盟，其效果往往会更显著。
维纳还指出，关税同盟不仅具有贸易创造功能，还有贸易转移的功能。所谓“贸易转移”，是指关税同盟成立后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统一征收关税，这样必然形成对非成员国的贸易歧视。通常的情形是，原先从非成员国进口的产品，在建立关税同盟后可能会被成员国成本更高的产品所取代，这样难免会给社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举个例子。假如日本原来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后来日本和新西兰成立了关税同盟，尽管新西兰的羊毛价格比澳大利亚高，但由于同盟内部取消了关税，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羊毛的含税价格可能变得比新西兰高。于是，日本与澳大利亚羊毛的贸易渠道中断，转而从新西兰进口羊毛。从全球范围来看，羊毛的生产效率实际是降低了，这就是贸易转移的损失。贸易创造收益减去贸易转移损失，其差额才是关税同盟的收益。
维纳的意思很清楚。关税同盟虽然在成员国之间可以自由贸易，实现贸易创造，但给关税同盟以外国家的贸易带来了更加严重的不公平。这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是有得有失，而且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由此可见，关税同盟只是局部性的贸易自由化，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仍将任重道远。
世界经济变局
维纳的分析提醒我们，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方向，它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因此，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仍应坚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贸易摩擦此起彼伏。之所以如此，目的都是保护国内市场，占领对方市场，这种现象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都不可能扭转。
战后欧洲、日本崛起
回顾“二战”后的经济史，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所有在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无一不是世界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的欧洲，弹痕累累、满目疮痍，重建家园需要从美国购置大量的设备，相应的资金从哪里来?“马歇尔计划”是个开端，但也仅仅是个开端，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张开温暖的怀抱，给战后欧洲带来极大的抚慰。
与欧洲同样幸运的还有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面积狭小，国内市场容量有限。70年前，它并不发达。但日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握住了世界市场的每一次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不到40年的时间，曾经的战败国就一跃成了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其他的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也都是靠出口导向型战略起家的。
但是，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则可能是谬误。如果有谁认为成功的经验可以一劳永逸，就大错特错了。1997年以前，几乎所有人都众口一词，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近乎残酷的玩笑，亚洲的世纪还没有来临，金融危机却抢先到来。东南亚国家等来的不是进一步的经济繁荣和兴旺，而是破产、失业以及收入的下降和生计的窘迫!
任何成功的模式，都有其成功的土壤。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一个“冷战”的格局。为了对抗社会主义的阵营，为了让其盟友尽快富裕起来，以分担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慷慨地对其盟友开放了市场。那个时候的美国太强大了，强大得不需要附加任何条件，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因此而取得成功的。
美国策略转变
欧洲与日本的成功却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人很快发现，那些曾经依偎在它翅膀下面的小鸟，在羽翼丰满之后不再需要保护，而要与美国分庭抗礼。于是美国的策略开始转变，对市场准入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附加条件。苏联解体，共同的敌人不存在了，大家抱团的愿望也就不再迫切，于是又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进程。欧洲通过加快共同市场的建设，努力缓解了这一转变的冲击，而当时亚洲并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压抑的市场空间。昔日的土壤不存在了，曾经成功的模式也就不再熠熠生辉了。
就在进入21世纪的前几天，我曾撰文推断美国经济会有大麻烦。我推断的根据是，当时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亚太，而亚太地区的贸易结构却是畸形的。畸形结构的一极是日本，另一极是美国，前者长期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后者则是巨额的贸易逆差。位于两极之间的国家，几乎全都是通过美国的逆差来获得美元支付给日本，以不断扩大日本的顺差。
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承受逆差和顺差的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美国和日本也不会例外。可以设想，如果把一个人上半身所有的静脉血管都堵住，心脏只能通过动脉向大脑输血，而大脑的血液却不能往心脏回流，将会产生什么后果?用不了多长时间心脏就会衰竭，大脑就会爆炸!国际贸易也是如此，到了美国无力承担巨额逆差的时候，就一定会出事。果然，2007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
事实上，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已经向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流入，这个地区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可美国迫于越来越大的赤字压力，再也不能同比例地增加进口。日本虽然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却又不放开国内市场。前后受阻，东南亚的产品卖给谁?产品卖不出去，债主追上门来，金融危机当然不可避免。
畅通国内循环
亚当·斯密曾经讲：“如果其他国家提供的某种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更便宜，那么与其我们自己生产它，还不如输出我们最擅长生产的商品，去跟外国交换。”不过斯密讲上面这番话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国际贸易自由。如果贸易不自由，进口或者出口受到限制，国家间就不可能按照斯密的分工原理进行分工。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也已转变策略，在此背景下，一个国家要稳定经济增长必须首先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并坚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要摒弃那种向国外市场转移过剩的观念，树立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理念。我们在第十四章“国际收支平衡”中讲过，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是所有国家政府共同追求的目标，出口国需要国际收支平衡，进口国也需要国际收支平衡。
怎样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我认为要把握以下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用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投资只是中间需求，消费才是最终需求。若国内消费不足，扩大投资只会加剧产能过剩。而用消费带动投资，不仅可以让供给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还可避免结构失衡。
第二个重点，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链都存在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比如钢铁业是制造业的上游产业，而制造业则是钢铁业的下游产业。若增加制造业(下游产业)投资，无疑可扩大钢铁业(上游产业)的投资需求。
第三个重点，用进口带动出口。以国内循环为主，并不是要闭关锁国，同时也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总的原则是，用进口带动出口。前面说过，一个国家出口的目的是进口，若不进口则是对分享国际分工收益的放弃。事实上，扩大进口国外高生产率的产品，可以降低国内生产的成本，而且引进外资也是增加出口，只是商品没有离开国境而已。
中国的选择
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树大招风，西方主要国家皆将中国视为对手，国际环境变得复杂严峻。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重挫全球，欧美经济大衰退，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基于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顺势而为
事实表明，今天的美国已经无力独撑天下，欧洲经济也前景难卜，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再造成功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而且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具备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应该顺势而为。从生产供给看，我国已具有极为完整、规模极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来看，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规模居全球第一。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谁掌握了市场，谁就拥有制定市场规则的权力。今天国际上许多产品标准之所以由欧美国家制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是相关产品的最大买主。事实上，我国的市场潜力巨大，在外人眼里就是个“金饭碗”，而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中国市场垂涎三尺。既然如此，我们与其捧着“金饭碗”去云游四方，到处寻找市场，倒不如立足扩内需，先端稳自己的“金饭碗”。
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当然我们也有短板。最大的难题是目前我们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如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皆存在“卡脖子”的问题。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特别是在当前特殊形势下，我国企业不仅难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品，就连以前能够引进的现在也变得困难重重，甚至出现了“断供”。
基于这种现实，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延伸，进入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端环节，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重新构建并主导全球创新链。因此，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投入，强化基础研究，集中力量补短板;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科研攻关，化解“卡脖子”技术问题。同时要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为“卡脖子”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的产业化注入资本动能。
坚定扩大开放
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我们都要扩大开放。总的原则是坚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应体现三个原则。
原则一：积极进口国外的绝对优势产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我们将努力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这里的特色优势产品，就是其他国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扩大进口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可以充分利用他国的绝对优势，降低国内消费成本，提升国民福利。同时，通过扩大绝对优势产品进口，替代和淘汰国内落后产能，有利于推进国内结构调整。
原则二：扩大出口我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对一个国家来说，对他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也是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是说，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我国应优先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贸易对象主要是欧美国家。可是相对欧美国家，我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不多，而且近年来欧美国家纷纷设立各种技术壁垒，令我国纺织品、服装等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出口受到了诸多限制。面对越来越多的出口限制，必须尽快调整出口方向。
原则三：将我国比较优势产品变为绝对优势产品出口。事实上，一国的绝对优势总是相对的，我国某些产品对欧美国家并不具有绝对优势，可对有些发展中国家却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出口国的选择上，我们不能局限于欧美市场，而应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选择出口对象，应重点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动加强经贸合作，变比较优势为绝对优势，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摘自《王东京经济学讲义》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