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眼中的志愿者抗疫：我看到了我们有那么多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凡人
“我一直在全国各地抢救录制皮影戏。地方不同，皮影戏也各有特色，但是像花木兰、樊梨花、佘太君、穆桂英这样的女中豪杰，经常成为各地皮影戏上的女主角。而在这次志愿者的队伍中，我也看到了现实中的花木兰、穆桂英。”
元旦过后，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彭建波又踏上了采风之路。1月4日，他从杭州前往云南腾冲，为当地的9家皮影剧团录制剧目。
经过10天的拍摄，他赶回家乡湖北，14日晚飞抵武汉，次日乘大巴到达红安县，三天后又来到相邻的大悟县。他录制的数字资源都将收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皮影数字博物馆”。
“田野调查来去匆匆，我尽量利用节假日完成。”彭建波说。
按照原来的计划，作为家中幼子的彭建波将在春节前夕回到与武汉相邻的县级市汉川，和母亲、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起过年。妻子和孩子也会从杭州搭乘直特列车来到武汉，最终在汉川吃上团圆饭。然后，一家人过完年，回到杭州。
“我家祖上就住在汉川，汉水在这里穿城而过。”彭建波告诉记者，汉川建县于公元561年，是湖北的千年古县，当地的马口镇因相传关羽曾在此系赤兔宝马而闻名。
被打乱的计划
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把彭建波的计划打乱了。“其实在从杭州出发前，我也看到了华南海鲜市场的相关报道，但是情况并不严重，我也就放心地出发了。那个市场，包括武汉中心医院，就在汉口火车站边上，而我家到汉口站，从手机导航上看，也就40公里。”
“直到1月20日，我才感到不对劲，因为钟南山院士出来说话了，说是可以人传人的。”二哥开车赶到大悟，把彭建波接回了老家。到了家，彭建波坚持让还在杭州的妻子退了票。“还好退了票，否则他们到武昌站正好是23日清晨，而23日10点，武汉就封城了。”
1月23日武汉封城，随后汉川也封了城。彭建波待在家里，只能通过手机了解外面的信息。他发现，微信群和朋友圈上关于汉川急需医疗物资的信息也越来越多。“我是农工党员，这个时候农工党浙江省委员会已经号召大家捐款了。我就马上联系社会服务部的张红部长，希望能为家乡争取一些医疗物资。”
“1月29日，张红部长告诉我，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通过他们的青岛分所采购了120万副医用手套，要捐赠给湖北。我连忙联系上锦天城杭州分所的唐国华律师，他也是农工党员，而且是浙江省律协的副会长。”彭建波告诉记者，当时这批手套发到了武汉市汉阳区民政局，他发动了几位在汉同乡，对方同意转赠汉川两万副。“我马上联系汉川市人民医院，让医院马上派人去领取。”
“这是我募捐到的第一批物资，是31日运到汉川的。正好同一天，农工党浙江省委会组织部的王瑞旻主任告诉我，他也向湖北捐赠了一批口罩，我连忙和他商量，能不能改一下快递地址，分一点给汉川，他答应了。”完成了两次募捐，彭建波又想起了找海外的朋友“化缘”，他把汉川各医院的募捐公告发给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的朋友。大家纷纷响应，但当时的清关手续太复杂，最终无奈放弃了。
工作推进像“开车上高速”
“也就是在同一天下午，定居美国的琵琶大师吴蛮帮我联系上了一家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程俏俏。说起来，大家也是通过艺术结的缘。”彭建波介绍说，吴蛮的作品曾获第59届格莱美奖，她的父亲就是中国美院的校友、著名画家吴国亭。“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博士生来做皮影戏音乐的研究，介绍我认识了吴蛮。而她这次介绍我认识的程俏俏，是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的女儿，她们母女俩都是研究民族音乐的。”
“公益组织‘最后益公里’帮我们组建了‘汉川援助小分队’，从那时开始，我感觉自己的志愿者工作就像开车上了高速一样，各种物资纷纷送了过来。‘最后益公里’就是要做最后一公里的公益，但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完成物资运送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挺不容易的。”彭建波说，两位杭州热心市民杨玉梅和何颖托朋友从海外采购了一批口罩，先带到成都，然后快递到武汉。“当时武汉封城，快递是进不去的，送进去了也运不到汉川，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彭建波通过老同学李红云联系上了她的朋友袁鑫。“袁鑫住在武汉的新沟镇，新沟紧邻着汉川的新河。我们打算把快递发到新沟。他一听来意，马上答应了，而且还和我说：‘我是退伍军人，这个时候，保证完成任务’。”
由于“最后益公里”组织后来重点关注了黄冈，程俏俏又介绍彭建波认识了在武汉的志愿者熊书捷。“过年到现在，我的微信里一下子多了一百多个好友，全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只要自我介绍一下，志愿者马上添加你为好友，毫无二话。”
“我和你说的这几位志愿者大多是女性，所以我说我看到了现实中的花木兰、佘太君和穆桂英。”彭建波告诉记者，熊书捷的男友在中建三局工作，当她组织志愿者，筹措物资时，他正奋战在火神山医院的工地上。“所以她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火神队’，我们说她是‘火神队’的花木兰。”
“熊老师让我们组建了一个‘已核实汉川地区医院’微信群，我同学李红云在当地政府工作，想办法搞到了全市35家医院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彭建波说，他们把志愿者、爱心人士和医院代表都拉到群里，信息完全公开透明。
“汉川市人民医院和汉川市中医院是当地的定点医院，而检查工作的第一轮，不少是下面的乡镇卫生院做的，他们也很辛苦。后来我们把殡葬机构也拉到群里，把环卫部门也拉到群里。他们都需要防护物资。后来我们又想到，无论是隔离人员还是医护人员，里面有许多女同志，所以把卫生巾也列入我们需要的物资名单中。”
“再遇到困难，还找我”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睡觉没有超过6小时的。我看医院的工作强度也很大。有次晚上十点联系市疾控中心的对接人，她回复我说正要准备开会，商量明天的工作，还有好几次半夜里给几个院长发送物资运送的消息，我是想他们起床后就能看到，没想到他们那个时候都没睡，都马上回复我说，‘收到，谢谢’！”
“其实这次我在微信上加的好友，许多人到现在都没有见过面。像这几天我看微信记录，发现央视的一位主持人李七月，也给我们献了爱心。”彭建波回忆说，有次为了帮助一批物资从广州运到汉川，需要通行证，他打了十几个电话，花了两个半小时。“最后又回到第一个电话找的湖北省指挥部交通组，我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他听我说了情况，马上答应处理，然后还和我说，‘下次再遇到困难，还找我’。”
“不过最让我感动的，应该是负责运输的志愿者。”彭建波记得，第一次碰到志愿者严钊时，对方告诉他，自己就靠一个一次性医用口罩，已经反复用了三四天。“我连忙送了他一些口罩和一件隔离衣，如果因为送我们的物资，让他感染了，我心里会非常愧疚的。”
“当时在武汉还有一支‘豹变志愿者车队’，给我们捐赠过4吨浓缩消毒液。”彭建波说，在负责人李兴望的朋友圈里，我看到了十几个汉子当时签的生死状，一下子眼泪就流下来了。
“其实还有位负责人，但是她只肯告诉我自己姓唐，一直不肯说自己的名字，经其他志愿者介绍，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唐丽。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武汉人的性格，我首先会推荐他去看易中天的那篇《武汉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关键词应该是‘豪爽’。”
疫情好转，“高速出口”到了
到了3月1日，随着疫情向好，彭建波的志愿者工作一下子放缓，他感觉就像找到了高速公路的出口。“我算了一下，到现在，一共募捐到了4千个防护面罩、2.45万个医用帽、1.6万件隔离衣、800件防护服、15万副医用手套，还有很多物资，我就不列举了，都做成了表格文件放在微信群里。这真是一张‘众志成城’的表格。”
“我一直在从事田野调查，拍摄视频，收集口述史料。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重要的一次田野调查，让自己看到了我们国家有那么多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的凡人。你可以看到捐赠者的无私，也可以看到志愿者的英勇。”彭建波说，这几天他正在和网友一起整理这些平凡人的口述史，争取出版成书。他把自己的同事，专业从事装帧设计的毛德宝教授也拉到了群里，请他带领学生为新书装帧设计。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排在第一位的是‘传道’，是培养学生做人，后两者则侧重专业技能，如果不培养他们做人，学生就可能会成为有一技之长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彭建波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的家国情怀。
“我现在给学生开两堂课，艺术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指导。如果开学后，有学生问我如何看待这次疫情，我会和他们说，你可以宅在家里，通过媒体去了解，但是自己有没有参与防控工作，感受将大不相同。你投身其中，去看那些志愿者，那些平凡的英雄，充分感受到中国人的守望相助，众志成城，高度信任。”（记者 冯源）
(责任编辑:永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