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立案引发媒体关注：案由是山东烟台市思可达中试基地公司(下称：思可达中试基地公司)根据最高法此前的民事侵权案裁定中关于：鉴于民庭不能审理行政案，应先通过实审确认土地物权归属，以此确定诉讼主体资格…的意见，再向最高法提起针对烟台政府行政违法诉讼案的再审申请。

       思可达中试基地公司借民事推行政，以实审确物权，进而带主体的诉讼策略，是否有效尚待观察，但案中这一眼花缭乱的交叉逻辑，不免令人遐想：这绝非一起普通的征地案，或具有复杂的利益纠葛和诸多内幕。

       本案确实由来已久，算得上是典型的“流水案”。早在2015年4月，《中国网》、《中国日报网》等主流媒体就曾以“烟台乌龙征地案：土地被开发 主人被遗忘?”为题，对思可达公司与烟台市政府就土地使用权争议进行报道，指出：“莱山区于2012年11月征收一片土地开发房地产，结果，征收的竟然不是主人的土地。”

       也就是说，思可达中试基地公司作为争议地块的持有土地权证的法定主体，在莱山区的土地征收中却被直接跳过，当地司法依错就错不实审，终导致诉讼主体缺失，所以被称为“乌龙征地案”。

       据思可达方面提供的材料显示，公司老总李恒光响应烟台政府招商引资号召，于1992年在当时远郊区的初家镇购得荒滩洼地约50亩，办理了完善的用地建设手续，一期工程也顺利峻工。企业正常运营之后，业务发展迅速，对促进我国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贡献卓著。

       与此同时，所在地块的城市化建设也在加速，商业价值水涨船高。于是，地方领导和开发商对思可达的法定科研用地产生了想法。在国企开发商华润老总宋某推动下，区领导参与并共同导演了这出先占后征，“一女二家”的拉锯战。

       “巧合”的是，法定代表人在同期被以“科技协作网”系“非法组织”抓押，后未经开庭终审裁定5年刑期。受此影响，企业全面陷于困境。

       思可达中试基地公司诉状一次次遭拒，直到2014年，国家要求有案必立，才被作为第三方勉强进入诉讼。

       虽然国企老总宋某已经落马，不幸的是当初的合谋者已任职山东省高院。审理过程中，思可达中试基地公司始终面对一道无法逾越的隐形高墙。从诉讼层级上看，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一波三折，几经辗转。

       从诉讼案由看，一个是针对莱山区政府“乌龙”操作的行政违法之诉，一个是针对华润置地无证抢占、破坏财产的民事侵权之诉。在烟台，行、民双诉皆败;上诉山东省高院，也全遭驳回。

       2017年8月，最高院派法官到山东举行现场听证，被告华润突然亮出一份烟台政府的《思可达中试基地土地权收回通知书》，落款时间却是土地被占三年多后的2016年11月。最高法法官立即认定，这是先行政后补文的行政程序违法，遂裁定山东省高院重审，仍被裁定驳回。

       思可达中试基地公司屡诉屡败，似乎陷于难见尽头的诉讼陷井。

       2014年第16届、23届：烟台思可达土地征收案法律研讨会上，专家一致呼吁：政府应依法行政，要讲诚信、负责任，切实保护民企合法权益。

       2019年4月，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就土地征收、财产损失赔偿案组织资深法律专家召开专题论证会，夏家骏、张泗汉、姜明安、湛中乐、邱星美教授出席。

       法律专家对案中“玄妙”一眼识破，在《专家论证意见书》指出：政府行政强制手段错误。鉴于当地司法已明显偏离客观公正，可申请最高法再审或指定异地法院实审。

       北京圣运律所参诉律师认为：烟台市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程序严重违法。两级法院不应避开法定历史客观事实，将2015年烟台中院的205号行政判决中所认定的行政事实做为裁判理由。

       理由有二，一是在征收补偿决定中，行政机关并未将思可达中试基地公司做为被征收人。二是如果征收补偿决定合法有效，必然产生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回的法律效果。那么，烟台市政府三年后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必然与莱山区政府的征收决定这一行政行为产生冲突。因为，同一个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可能被收回两次!

       向最高法提起再审申请后，一直坚信司法公正的李恒光再次燃起了一线希望：籍此确认土地物权和诉讼主体资格。他认为，面对国企霸凌民企事件和基层行政违法行为，最高法总不会也无可奈何吧?

       就山东、乃至全国的发展大局而言，如果失去科技创新驱动，失去司法公正，失去行政诚信，风头不再的房地产，无论如何也撑不起“经济内循环”的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