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负担
　　杨文生把一个“负担”背了14年，没觉得累。等它消失了，却忽然喘不过气来。
　　去年5月的一天下午，他家所在的湖北黄石马家嘴一带停电。儿子杨鑫跟妈妈说了一声“下去玩会儿”，再没回家。
　　杨文生跨上摩托车，找儿子，走了12个省、2.5万公里，发了七八万张传单。
　　6月份买的摩托车，已经换过两次电瓶。原本壮实的杨文生被风霜吹走了精气神，他脸颊凹陷下去，“瘦成了鬼相”。
　　“没人敢劝他停下来。”亲戚说。腊月二十七，隔两天就过年，他再次跨上摩托车出发。这位父亲不知道除了找儿子还能做什么，“怕过节，去年这个时候孩子还缠着我玩闹呢。”
　　小学一年级时，杨鑫被诊断为严重多动症。打工多年的杨文生辞了工作回家，一陪7年。儿子上不了学，他就自己教，“从没觉得这是负担”。
　　80岁的外公至今不知道孩子走失了。“这个没良心的怎么还不来看我。”杨文生听见老人叹息。
　　这两天，杨文生感冒了，头晕、鼻塞、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他视力只有0.3，白天也很难看清前路。摩托车上载着两面红色旗帜、5千张寻子启事、名片、条幅，还有T恤衫。储物箱里放着一本《中国高速公路及城乡公路网地图集》。
　　一拧油门，摩托车的发动机就突突突地响了起来。杨文生最近发现，驮上了他人生几乎全部重量之后，这个排量125cc的铁家伙正在迅速衰弱，越跑越没劲儿。
　　有媒体称他是电影《失孤》现实版，可他自称，跨上摩托车之前，根本没有看过这部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寻子途中听人说起，才找来看了看。
　　“演得挺好，但是那种难受劲儿电影里根本演不出来。”杨文生说，他的声音在大货车驶过的呼啸中断断续续，“我文化太低形容不了，反正就是太难受了。”
　　村里的路都长得差不多，软塌塌的泥巴被沉重的车轮挤出道道沟，杨文生的摩托车就在这一道道沟里摇晃着。
　　50元油钱够骑两天，泡面很奢侈，他饿了就啃两口馒头灌点水，只住二三十元一晚的旅店。杨文生辞职后，家用靠妻子的收入支撑。女人每个月2000元的工资被砍成两半，一人一份。
　　“当父亲的把孩子丢了，心里实在有愧。”杨文生说，他年过半百的身体已经很难经受路上的风霜，“说不定哪天就死在路上了”，但他停不下来。
　　快40岁，杨文生才有了这个儿子，“对孩子那种疼，别人都没法体会”。
　　杨鑫朋友少，不爱说话，杨文生就在湖北黄石老家找了一份只上半天班的临时工，留下半天陪孩子。
　　他每天下午3点之前准时到家，一进门就能听到眼巴巴等爸爸的杨鑫问：“我们去哪儿玩？”
　　杨鑫的表哥说，从来没见过男孩子能和父亲那么亲，晚上趴在爸爸身边睡觉。这份依恋让杨文生对温州近万元的薪资毫不在意，甘心挣黄石的两三千元。
　　在过去的日子里，杨鑫表哥没少见杨文生因为儿子打架去和别的家长交涉，但当爸爸的却否认儿子“很麻烦”。他只是一遍遍重复：“给他20元都花不完，还要还给我，哪里去找那么听话的孩子。”
　　他记得儿子小时候带给他各种各样的感动：四五岁，磕破下巴缝针，还直说“爸爸我不疼”。
　　杨鑫走失前不久，杨文生某天偶尔转头，发现儿子已经比他高出很多。拿卷尺一量，14岁的杨鑫已经有1.7米的个头了。
　　“平时他走路低着头，都不太察觉得到。”杨文生小心翼翼地回忆。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个他背负了14年的“负担”就从他生命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身高、体重这一串冰冷的数字印在寻人启事上。
　　发现孩子丢失第二天，杨文生辞了工作。附近街道、工厂、学校、商店的监控录像，他都想办法下载下来，超过100G大小，他一点点反复地看。警察告诉他回去等消息，可他坐不住了。
　　他在网上看到，河南曾经有黑砖窑，扣留智力发育不健全的孩子强制劳动，越想越害怕，当即动身去河南，在那里待了一个半月，“几乎所有的村子都去过了”。
　　刚开始他坐火车，然后包车进村。可是一个月五六千元的路费很快让他无法承受。他就干脆改装一辆摩托车，把寻子的全部希望都押在上面。
　　刚开始，他只想抓紧时间吸引更多人的目光，就做了两面1.5米长的旗帜插在摩托车后座上。在湖南凤凰山，大风拖拽着猎猎作响的旗子，卷进后方驶来的汽车，把杨文生拖倒在漆黑的山道。旁边就是悬崖，他差点没命。
　　后来，他把旗子改小，也不敢没日没夜地赶路了。走到人多的地方，他就停下来，支起海报，让人拍照转发。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用个人微博转发了他寻子的新闻，并表示将部署调查。电影《失孤》的原型郭刚堂给他打来电话，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找到他。永远有匿名的人为他那部一天接打几百通电话的手机充上话费。但更多的时候，在旅途中陪伴他的还是寂寞和失望。
　　除夕夜，他栖身一家旅馆，听着爆竹在窗外一声接一声地炸开，“心像刀绞一样”。
　　“杨鑫：若你平安才是老爸最想要的祝福。2016我只希望有你的消息。”他在朋友圈写道。那辆满载希望的黑色摩托车孤零零地停在路边。风刮起来，鲜红的旗子被猛烈地抖开，上面黄色的文字和照片被阳光晒得耀眼，田间的路上没有人经过。
　　他加入了几个有两三百人的寻子QQ群，这些群里几乎从来没有人说话。“大家都没有消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杨文生说，“我想要是有一个人找到孩子，大概好几百人要去他家庆贺哩。”
　　春节前夕，QQ群里蹦出消息，一个找了孩子十几年的家长，再也忍受不住，从楼上跳下来，死了。
　　杨文生还是要坚持下去，就像他从没放弃宠爱这个多动症的孩子一样。
　　上学的时候，老师总是说孩子坐不住，扰乱课堂秩序，他就向老师求情，能不能在教室外面给他摆一个凳子，“如果我在孩子就能安生一点儿。”没有老师同意，他就带着孩子一次次地转学。
　　“马家嘴小学读了一年，黄思湾只考了一次试……”他喃喃地数着，4年的时间，他带着孩子转了五六所学校，从黄石一路到了武汉。4年级以后，无人愿意接收的杨鑫不得不退学在家，杨文生每天教孩子读书。
　　这个精明的湖北男人并不是不知道，街坊邻居经常有人背着杨鑫说，“看那个傻子”。但杨文生坚持认为孩子聪明得很，只是读书没有跟上。
　　杨鑫4岁时跟老爸逛街，杨文生偷偷躲在树后，观察儿子的反应。结果杨鑫跑到一个单位门口找到穿制服的保安：“我把爸爸丢了，你帮我打个电话吧，号码是13872058969。”
　　“我的孩子只有两种可能，要不就是被人搞(死)了，要不就是被人控制着。”他语气坚定地说，“否则不会不跟我联系。”
　　他只能强迫自己一刻不停地走下去。见到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就停下脚步问几句，进入以拐卖儿童闻名的村庄就猫在高粱地里偷偷观察，或者是跟着拉砖的车溜进砖厂，一个一个仔细辨认窑里走出来的工人。
　　“或许我没办法直接找到，但是我要让全国人都知道有一个杨文生，丢了他的孩子。”他说。
　　在湖北咸宁的街头，他遇到一个流浪汉，是从东北被传销团伙骗出来的，“臭得谁都不愿意靠近”。但他用摩托车把流浪汉拉去了火车站，给他402元，“足够买车票了”。
　　坐过他后座的流浪汉不止一个。杨文生最困难的时候，只能把他们拉到交通方便的路口，然后把身上仅有的十几元钱掏出来，叮嘱人家“自己要饭回去”。
　　“将心比心啊，我就想如果我儿子是这种情况，也希望有人能帮他一把。”这位52岁的父亲说。
　　对于已经慢慢习惯旅途疲惫的杨文生来说，最难熬的时候还是晚上，以前不抽烟的他坐在路边，一抽就是好几包。不敢闭眼，一做梦就是孩子在问他，“爸爸你怎么还不来接我”。
　　掐灭烟头站起身，他还得继续前行。
　　其实，自从在河南找了一个半月之后，杨文生就没有明确的目标了，“走到哪儿算哪儿”。偶尔发现孩子的QQ在青岛登陆过，就从湖北一头扎向青岛，在青岛接到电话说上海有个男的很像杨鑫，又立马掉头南下。
　　希望一次次被吹起，破灭，累积起来的碎片压在这位父亲心上，越来越重。从春节前就开始奔波，他的身体渐渐吃不消了。2月19日他在镇江，21日他在安庆，正在往家的方向前进。
　　到家的那一天，正是元宵节。这让杨文生有些意外又不知所措。没有了儿子的这个团圆节日，让他感觉陌生极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过。”他想了想说，“休息一天，再继续出发吧。”(本报记者 陈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