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一到过年农村就出新闻”。今年春节，“上海姑娘”点燃了网上舆论的一把火。也许“上海姑娘逃饭”是虚假的，但“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村庄却是现实存在的。于是，一场有关城乡差距、乡土沦陷与希望的争论沸反盈天。
　　在一些网络帖子中，乡土中国的负面被“标题党”无限扩大。今天，本报刊登一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名博士生的观察文章，让我们看到一幅更加真实、复杂多元的乡土中国变迁图景。
　　不知从何时起，乡愁成为了一种文体，春节前后总能在社交网络中看到各种思乡怀亲的文字。故乡是最能撩拨起游子心弦的那弯明月，尤其是长大后，离家越远，越能感受到那份思念。
　　乡愁文字，大都出自返乡的游子。返乡过程中，城乡对比的差距更能激起他们的感慨。虽然国家在经历着快速的城镇化，但在很大程度上，乡土社会依然是很多在外漂泊者的故乡。思乡怀亲，如果少了泥土芬芳，就缺少了凛冽的厚味，无论如何谈起乡愁，总是没有味道。
　　作为农村社会研究者，我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奔走在他人的故乡，奔走在变迁中的乡土中国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对于乡土社会，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在乡愁的故事中，不能仅仅有回乡的游子，也要有我们这些故乡的他者。
　　追寻着调研的足迹，我选择了过去一年中几个调查地的小故事，有的是村民奋斗的故事，有的是农民进城中家庭的发展轨迹，也有的是琐碎的家庭生活。这些仅仅是各地农民生活的片段，组合在一起却是一幅乡土社会变迁的图景。这些故事或喜或悲，都真切地发生在乡土大地上。
　　新型农民王泉林
　　“现在我每年差不多忙半年、出去玩半年。我喜欢旅游，去年我去了香港、澳门和越南，本来还想去泰国，有点事情就回来了，只能今年忙完再去了。”湖北沙洋县的种田大户王泉林这样说。
　　虽然王泉林现在的日子过得很潇洒，谁能想到他家在5年前还是贫困户，只是近两三年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泉林以前在外打工修理摩托车，妻子在家种田。两人育有一女，日子虽然并不富裕，也算小康之家。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发展轨迹——王泉林的妻子得了尿毒症。王泉林要回家照顾妻子，无法继续在外面打工赚钱，家庭经济状况越来越糟。
　　不得已，王泉林只能回到家，一边种田，一边照顾妻子。
　　2010年，他流转了20多亩耕地，希望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来增加收入。除此之外，王泉林还购置了一台小型收割机、在网上买了一台二手的东方红旋耕机，除了自家使用，也给其他农户提供农机服务赚钱。后来，王泉林总共耕种60多亩土地。
　　2012年，妻子因病去世，家里就剩下他和在外打工的女儿，以及一大堆债务。
　　究竟是继续在家种田，还是到外面打工？王泉林面临着选择。
　　考虑到自己的年龄，王泉林觉得在农村还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他又流转了80多亩土地，将经营面积扩大到150亩左右。与此同时，他还购置了齐全的农机：2013年花6万多元新买了一台收割机（之前已换过两台）；2014年花三四万元买了一台高频插秧机（之前用手扶插秧机每天最多能插十多亩，现在每天最少能作业三四十亩）；花3000多元买了一台收谷机，只要推着收谷机从晾晒的谷子上走过，就可以将谷子装进袋子。
　　在农业生产中，王泉林感到了极大的乐趣：“现在开着插秧机插秧，就像打游戏一样，非常过瘾。”从耕田、播种，到打药、浇水，再到收割、晾晒，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在田里劳动。2014年，他的纯收入有10多万元。当年秋天，收割好水稻、种上油菜之后，王泉林就开始了自己的旅行。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觉得很充实、很满意。因为经营得好，王泉林建立起了信誉度，周围很多外出务工的人都会找到他流转土地，“老百姓既不想卖房，也不想卖田，让别人种着，不撂荒就行”。因为经营的规模大了，购买农资时王泉林也有了谈判的能力，“现在肥料、种子都是别人送上门，找我的农资商像竞标一样。”
　　像王泉林这样的农民并非个别现象，仅他所在的村民小组，还有4个种田大户。
　　2000年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村里的年轻人少了，村庄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没有了发展的空间。以往是因为务工机会的稀缺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乡村，如今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城乡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村庄里的发展空间也随着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而逐步显现。王泉林能够在村庄中获得发展机会，不正是因为村里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吗？
　　更关键的是，没有政府和资本等外力的干预，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这就让留在村里的农民有了扩大农业生产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土地自发流转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甚至更高）的收入。像王泉林这样无法外出务工的人也因此能够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
　　安徽农民在上海：逐梦者，抑或漂泊者？
　　之前从未到过上海，因此对上海的农村充满了想象。上海的繁华让人觉得那里的农村应该比中西部的县城要好很多，但到了那里才发现，即使在上海，也有很多破败的乡村。
　　不过，与中西部破败的农村不同，上海农村的破败大都是因为那里的原住农民都已经进城，农村不过是大多数上海农民儿时的记忆。上海破败的农村隐藏着许多外地农民的梦想——他们背井离乡，在上海农村的一隅，寻找家庭发展的希望。
　　在上海农村的奋斗者中，来自安徽的农民最多，因此在上海郊区随处可见安徽特色的餐馆。除了来上海务工，还有相当大的群体在这里务农，以至于产生了与“农民工”一词相对的“农民农”的概念。
　　他们大都是夫妻或举家来到上海郊区的农村种粮或种菜。有的人实现了在这个城市户籍的转变，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在漂泊几十年后回到故乡。
　　李新雨的家庭就是众多漂泊的家庭之一。
　　李新雨是安徽临泉人，今年39岁。1994年，他大学毕业后到上海跟随父母打拼。当时李新雨的爷爷奶奶、父母和姐姐一家人经亲戚介绍，开始在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一个村以每亩600元的价格租了30多亩地种蔬菜，一家人住在村里提供的免费仓库，一年忙到头，没有雇工，每亩地纯收益2000多元。过了两三年，村里土地被征收，一家人就搬到了另外一个村，在那里又租20多亩地种菜。后来发现煤球生意比较好，就向村里租了两亩地，投资了三四万元开了煤球厂，专门给小摊小贩供应煤球。煤球厂差不多做了有10年。后来，李新雨的弟弟高中毕业后从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
　　2008年，煤球厂不做了，李新雨家里已经攒下了二三百万元，他们又借了100多万元，向村里租了15亩土地建仓库做物流生意。仓库面积有7000多平方米，当时和村里的协议是仓库15年之后归村里所有，到期后享有优先使用权，做物流生意每年差不多能够净赚四五十万元。　　
　　2011年，仓库所占土地也被征用。因为手续不全，仓库被定性为违章建筑，李新雨家总共得到了700多万元的拆迁赔款——如果按照正式厂房来赔款，赔偿数目则在1000万元以上。
　　赔偿款在家庭内分了之后，父母回老家养老，剩下李新雨和弟弟在上海继续打拼。弟弟拿到赔偿款后到青浦区做物流生意，每年收入四五十万元，还在那边买了房子。李新雨也带着自己那部分钱到奉贤区南桥镇继续做物流和代理生意，现在每个月的收入两万多元。但李新雨还在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想重新找一个地方种菜。
　　李新雨已经在上海打拼了20多年，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同时出来的老乡相比，他和弟弟基本上算是成功者。尽管如此，李新雨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农民，他觉得自己仍然游离于上海这座城市之外：“变成上海人，何止困难，简直比登天还难”。
　　李新雨2001年结婚，娶的是老家的媳妇，婚后生了3个小孩，两个大的是儿子，大的13岁，小的11岁，最小的女儿才3岁。孩子们原本跟着他和妻子在上海生活，但到了儿子读初中的时候，妻子带着孩子回到老家县城去念书——因为小孩无法在上海读高中，也无法参加高考。一家人只能分居两地。
　　李新雨始终没有在上海买房。房价便宜的时候，家庭财富都投入到了生意中，后来房价高了，就更没有机会买房了。
　　李新雨觉得自己现在非常矛盾：因为超生，他无法取得上海户籍，也没有在上海买房，现在一家人分居两地，他在上海找不到归属感；另一方面，李新雨已经不适应家乡的生活，他觉得家乡的发展环境不好，回去之后无所适从，权衡之下只能留在上海继续打拼。
　　李新雨的家庭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外地农民在上海的奋斗史。从他们家庭进城奋斗的历程来看，有3个典型特征：一是全家奋斗模式，全家人为了生活一起打拼，父母、爷爷奶奶是家庭奋斗的坚实后盾，而子女是家庭奋斗的真正希望，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最有可能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人；二是多种经营模式，种菜、开煤球厂、搞仓储物流等，他们一直在尝试抓住市场的机遇，并不固守单一的经营模式，在多种经营中完成家庭财富积累；三是财富积累的不稳定性，由于家庭奋斗和城市发展嵌入的太过紧密，以至于城市发展的每一个微小变动，对他们都有较为深刻的影响，在城市发展征地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迁移，没能在哪个地方稳稳站住脚跟，最终家庭投资最大的产业因为征地而不得不重头再来。
　　四川崇州的苦婆婆
　　在四川崇州调研的时候，我曾在田间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在撒化肥。因为要问路，我就站在那里与她寒暄了几句，不曾想到几句简单的问话却引出了阿庆嫂家曲折复杂的故事。
　　阿庆嫂今年50多岁，丈夫在两年前就去世了，她现在和开出租车的儿子、“儿媳妇”及孙子、孙女生活在一起。阿庆嫂是从四川德阳的山区嫁过来的，很能吃苦，丈夫是个老实人，但不够勤快，家里家外主要靠她一个人张罗，闲暇之余，她就到乡镇跑三轮车赚钱补贴家用。生活的艰辛已让阿庆嫂满头白发。
　　儿子今年30多岁，离过一次婚，和现在的“媳妇”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但是一直没有领结婚证。阿庆嫂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家庭琐事，只是偶尔会找一个和她一起跑三轮的妇女诉说。说起自己做婆婆的命运，她时而紧蹙眉头苦笑，时而欲言又止，时而又忍不住骂上几句儿子不争气、“儿媳妇”太懒。说到伤心处，她老泪纵横。
　　儿子的第一任媳妇是阿庆嫂娘家的亲戚介绍的。阿庆嫂觉得自己是山区人，很能吃苦，儿媳妇自然也不会太差。
　　婚后，儿媳妇的各种坏习惯都暴露出来，不仅懒惰、不干活，还天天出去打牌。只要儿子在外面赚了点钱，一回到家，就会被儿媳妇“大扫荡”，如果儿子钱赚得少了，则会引起儿媳妇的不满：“还是个男人吗，挣这点钱，连家都养不起……”
　　就这样，家里的矛盾日积月累。
　　如果阿庆嫂和儿子劝说几句，女方就开始闹着要离婚，最后阿庆嫂的儿子实在忍无可忍，心意已决地要和她离婚时，女方又闷不作声。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了两年，两人终究还是离婚了，两个人生育的儿子归男方养。
　　母亲主导的第一次婚姻失败，儿子的心底对母亲滋生了抱怨，阿庆嫂心里有愧，也不敢再对儿子的婚姻有所干涉。
　　阿庆嫂的儿子在崇州市跑出租车，经人介绍，他和现在的“媳妇”阿芳认识了。
　　阿芳有过一次婚姻，她把女儿一起带过来，此后阿庆嫂家里就更加“热闹”了。
　　阿芳不像前儿媳那样天天外出打牌，恰恰相反，她天天在家里看电视。“除了电视机，在电脑上也看电视，拿着手机、平板电脑，还是看电视……”阿庆嫂一提起来就显得一脸无奈。
　　于是阿庆嫂每天的工作也就变得更加忙碌了，每天早上做好饭，照顾孙子、“孙女”吃饭，骑着三轮车送他们去上学，之后就在乡镇里跑三轮车接送客人赚钱，中午把孩子接回家，做饭、洗衣服，下午再继续工作。但是“儿媳妇”对这些不管不问，只管自己“享清福”。阿庆嫂觉得这些都可以忍了，但是“儿媳妇”竟然还有意无意地嫌弃婆婆吃得太多了，每每总是怪声怪气地说：“钱没挣多少，饭量倒是见长了，怨不得这个家穷。”这让阿庆嫂非常气愤。
　　阿庆嫂一遍遍地感概：“现在社会颠倒了，社会对人的影响真大啊，老的是小的，小的是老的。”
　　阿庆嫂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家，但她放不下孙子，也心疼儿子，这种家庭关系束缚着她，也折磨着她，想解脱谈何容易。无奈的时候，阿庆嫂偶尔会对人诉说：“我现在还年轻，出去打工的话，随便一天都可以赚个100元，自己生活得自在，又何必在家里受他们的气，要不是挂念着我的孙孙，早就离开了，管他们生活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