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完活后，老板变卦了。本来一个工是120块钱，现在只给100块。而且要等几个月后，年底再结。找来找去，到最后老板竟然说不认得老何兄弟俩。
　　“忍了这么多年了，我遇到过好老板吗？”躺在工棚里，老何说自己脑袋里像放电影一样，他想起了石二东，还想起15年前，一块儿在长春工地打工、受伤致残的堂哥。“15年了，农民工的地位提高了多少？要是再过15年，自己可能干不动了，可儿子正是打工的好年龄啊，难道他还要过像我一样的生活吗？”
　　“法律就像是国家铸的一口大钟，你不去敲它，它就永远不会响。”兄弟俩决定这次不忍了，要跟公司干一仗，用法律维权。
　　那一年，他跑了很多地方，农民工法律援助站、劳动监察大队、职工帮扶中心等等。
　　老何讲：“有些部门，我去了人家根本不理我。可是，只要有戴眼镜的人陪我一块儿去，态度就大不一样了。”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兄弟俩才从执行庭法官手里，接过七万七千元的支票。
　　一直关注老何案子的李大君，这样点评道：“这起看似普通的官司，被业内解读为建筑农民工‘追讨劳动合同第一案’。”但在工友眼里，老何能赢这场官司，只不过是他运气好。
　　“老何确实运气好！”连李大君也承认。“他是我这些年结识的工友中，最幸运的一个了。他打工30多年，一路走到现在，人还能这么完完整整的，真的很幸运，但他老婆就没他幸运了。”
　　“她在河北工地受伤后，我们帮忙联系北京医院时，她人基本上瘫痪了。”
　　四
　　经一个当小包工头的老乡介绍，老何夫妻俩，去了张家口下边的一个县打工。
　　工地为了赶进度，让两组工人交叉作业。老何两口子干的是绑扎钢筋的活，他俩一边一个站在操作平台上。老何手伸在钢筋笼里绑，妻子在另一边扎，突然平台塌了。老何被悬挂在钢笼上，妻子一下子摔出去，掉在一堆钢模上。
　　“看上去，我老婆摔得还不算重，身上20多处皮肉擦伤，头上几个大包。但是一动她，就‘哎哟哎哟’地喊痛，不知里边伤了哪儿。”
　　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断了三根肋骨，要是住院开刀，好得快。但老板怕花钱，把人又拉回了工地。
　　“她疼得走不了路，我上去抱她，一抱人就疼得受不了。挨到下午，她一个劲儿喊疼，脸都紫了，人直哆嗦。我问她能不能忍，她摇头。”
　　“想送她去医院，找老板要钱，不给。小包工头是我老乡，给了几百块钱，我们才去了医院。”
　　没住两天，公司怕花钱，又哄他们回了工地。“别说给煮骨头汤了，连原先的床铺都被人占了，只好在一个角落里打地铺。”一周后，老何妻子全身浮肿，他找到公司，坚持送人去医院。到了县医院一检查，医生说病人体内已形成静脉血栓，得赶紧去上一级医院抢救。
　　转到张家口一家部队医院，“医生说我，你胆子太大了，怎么现在才把人送来。几个医生一会诊决定马上手术。上了手术台，一打开，治不了。血栓从脚上，长到大腿，再有几公分，就到肾了。要是到肾，人就完了。”
　　“医生说得立马去北京的医院，打开的伤口，也不给缝了，先贴上胶布。可是转到北京，我没钱呵！”那个主治军医，跟老何要了电话，把公司老板骂了一顿，告诉他，如果不抓紧，人有生命危险。“公司害怕了，让医院赶紧准备救护车，他们马上送钱来。”
　　救护车鸣叫着，拉着老何两口子，连夜抵达北京。好不容易挂上号，医生一看说得马上住院。
　　每天除了输液通栓，老何昼夜不停地在妻子腿上、身上按摩、揉搓。“医生说了，现在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就看她的造化了。”输了7天液，病情竟然好转了，又住了半个月的院，医生说可以回家了，但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老何的妻子回了老家，从此不能外出打工。作为妻子的代理人，老何又开打起这辈子的第二场官司，替老婆讨工伤赔偿。
　　这场官司，打得比老何想像的艰难和漫长。
　　“我给他算了一下，至少跑了10万里路。”李大君说。打官司期间，老何多次往返于四川老家、务工地与河北张家口之间。有次开庭时间赶在春节前，老何正在深圳忙着讨薪，恰好那两天拿钱。老何商量说，能不能缓两三天再开？法院询问了公司方，说不能等。
　　连夜，老何买了高价机票，从深圳飞到北京，再转车去张家口。开庭时，公司方根本没来人。老何感觉自己被耍了，气得咆哮起来。
　　每次去张家口，都是老何一个人去，他说不敢去多人，那要花钱的。官司打到中院时，李大君陪他一起去了。“大君怕我一个人，到时候反应不过来。”
　　“我自己去，住20块一晚的地下室，又潮又暗，基本没人住。被子全丢在角落里，得自己上去扒拉出一床盖。大君陪我去的那一次，住得稍微好点儿，40块一宿。”尽管所有的法律程序都走完了，老何依旧拿不全该得的钱。申诉的路，看上去还是那么遥遥无期。
　　没有想到，胜利来得太突然。2015年，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两天，老何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河北的电话，法院让他火速到达执行庭，领取妻子工伤赔偿的尾款。
　　四年半啦，煎熬人的日子总算结束了。
　　问起两场维权官司打下来，人有啥感受时，正走在北京街头的老何，突然在寒风中剧烈地咳嗽起来。缓了好一阵儿，他才用四川话，说了两句老家的顺口溜：官司莫打贼莫做，不死也得脱层皮。
　　五
　　这些年，李大君曾对100多个建筑农民工进行过访谈。
　　梳理他们的人生时，李大君发现，时代的每一场变革，都会在他们身上留下烙印；社会的每一次变动，都会迅速波及到他们身上。“蝴蝶震动一下翅膀，他们立马就躺枪了。”
　　去年11月底，李大君转了北京20来个建筑工地。“大部分都停工了，比往年提早。受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影响，农民工找活难、讨薪难。”
　　在几百个认识的建筑农民工里，李大君随机调查了40多人。2015年，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拿到工资全款，而且活少、难找。“像老何，往年能干200到280个工，去年只干了100个工。”
　　每到年底，李大君都跟老何他们聚聚。连着4年，他都是请农民工泡澡。在城乡结合部，包个便宜的澡堂子，喊上三四十号人，大伙一块泡。2016年春节前，刚从河南回京的李大君，打算请大家吃饭。
　　聚餐的地儿，在东南五环的西直河，吃自助火锅，一共来了十六七个人。除了等着拿工钱回家的工人外，还来了两个小包工头。
　　包工头李建华，原先是山东一国企煤矿工人。“下岗哩！上北京混，莫名其妙地就干上包工啦。”他的身高有一米八，讲话底气足、嗓门大，一口浓浓的山东味儿。一顿饭吃下来，基本都他一人在说。
　　李建华管接活儿叫“买工地”。
　　流程是这样的：建筑公司有活了，先找有资质的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工人，得上劳务市场找人去。
　　“有一帮人背个包，天天在劳务市场蹲着，围着劳务公司转，专门替他们找干活的人，俺叫这种人是‘背包的’。一般俺在家听电话，有活了，‘背包的’打电话过来，谈成了，先要给‘背包的’好处费。”
　　年头好的时候，买一个工地，给两三千好处费。“2015年活少，好处费上万块。看今年的架势，买一个工地，怎么也得花三万。”
　　包工头也是分级的。李建华说自己是最底层的包工头，活到他手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层。“有一个活，经过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到我手上一共经过12层。哪一层不剥点皮呵。经的层越多，工人拿到的钱就越少。”
　　“给点零花钱吧！”接下活儿，干上十天半月后，李建华得赶紧向老板要点现钱，按工人人头要。“假如一个人，能要来100块，只给工人50。俺得先把买工地的钱拿回来，保证别赔了。”
　　2015年他还是赔钱了。李建华讲，往年干工地，挣钱的活多，这一年是保平的多，还有两个活儿，到现在都没拿到钱。“俺有一百来号工人，快过年了，让大部分人先回家，只留下20来个代表。我管吃、管住，天天就是上公司要钱去。就这，一天的费用也大了去了，快贴进去10万啦。”
　　他指着李大君说，“开始，听大君给俺们讲各种故事、法律政策，觉得真好！《劳动法》真是一部好法。可现实是，你按那上边的条文去做，根本做不下去。”
　　“有几个能像老何那样打官司的？反正俺手底下的农民工，去法院还没上庭打官司，人先打哆嗦哩。维权成本太高，打官司，光时间就能耗死你！”
　　要不来钱，那怎么办？
　　撸了撸袖子，李建华继续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咋办呢，聚一堆，堵大门呗。以前不给钱，就去堵工地大门，不让干活。现在，闹也没用哩。”
　　因为要工钱，他已经被揍了好几回。有次是傍晚，他去工地外头吃饭，“上来一伙子人，冲俺拿刀就砍。人一躲，砍中右胳膊肘，把鹰嘴骨砍掉了”。还有一回在工地，来了20多号人，穿黑衣服，戴白手套，拿着一尺多长的棒子。对工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揍。一打110，人就闪了。警察还差点把工人抓走，幸亏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在工地二楼，拿手机拍了工人挨打的视频。
　　旁边一直不说话，默默吃菜的小包工头老刘，是老何的同乡。他一开口就骂人了：“开发商最操蛋了，请了几十个黑保安，直接把我们从工地给打出来，行李全撇地上。最后一分钱没拿到，白白干了两个月。”
　　老刘属于一线包工头，自己也得干活。有一次，他站在楼顶上搅混凝土，快完活时，楼整个塌了，人全从四五层高的顶板上掉下去。
　　昏死过去一个多小时，老刘才醒。“我身上压满了钢管，脸上糊着水泥，眼睛睁不开，听见老乡喊我，我就叫。他们想用塔吊吊我，我急死了。那样吊，还不把老子吊死了。赶紧让人拿扳手，把扣架解开，钢管一根根拆掉，一点点把我扒拉出来。”
　　这次事故，造成一死八伤。
　　老刘从此落下“脑鸣综合症”，脑袋“嗡嗡”不停地叫，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响得越发厉害。打了3年多官司，2015年4月，才好不容易拿到工伤赔偿。年底，又把钱全拿出来，给工人垫付了工资，垫了十几万。
　　“我拿命换来的钱，全搞到里边去了。”老刘说完，又狠狠地骂了一句。
　　2016年开年，有两起关于小包工头的新闻，引起李大君关注。一个是讨钱无望，在公交车上纵火杀人；另一个是讨薪无果，被殴身亡。“这些底层的小包工头，最极端的归宿就是自杀、被杀和杀人。”
　　“我觉得，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恶，还是建筑业这种分包的劳动体制造成的，我们想尝试改变。加上工地活少了，建筑农民工也得考虑转型。”
　　李大君他们正在搞一个“装修合作社”。
　　所有工人都持有股份，一线工人占70%左右，管理层占30%左右，董事长只占1%。没有包工头，工人不再是雇佣者，是为自己打工，是企业主人。
　　“可以夫妻俩一块干装修，老公抹灰，老婆拌灰。我们有自己的社区，有自己的学堂。每周给工人上课。因为有股份，工人也不走了。人员稳定，就能培训，提高技能，改进工艺。”
　　李大君觉得这不是梦，有两点让他自信：一是我们的工人会有主人翁意识，他们不会磨洋工，不会糊弄人，不会偷工减料；二是我们的管理是先进的，依托手机APP，研发一套流程，从接活、设计，到一步步施工。
　　“公司注册了，团队也搭好了。董事长是北大毕业的，硕士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有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学啥的都有，像清华学电子的、美院搞设计的。现在，软件已经在设计中了。”
　　老何他们听了，将信将疑的：好是好，可是，能竞争过大资本吗？“这就好像在南极洲，建了个5平方米的温室。在大环境下，冷空气会不会侵袭，把他们再冻成冰块？”
　　眼瞅春节了，李大君的媳妇抢了两个晚上，才从网上帮老何抢着一张回四川老家的硬座票。因为活儿太难找，老何告诉李大君，过完年，他不打算再回北京打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