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个结石不严重吧?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早上9点多，66岁的张虹(化名)坐在浙江医院的一间诊室中，站在身旁的中年女子程钰涵代替她关切地向医生追问着。

  近几年，张虹几乎每个月来一次医院，有时甚至一周三次，而陪在她身边的人不断轮换，都是程钰涵的同事——职业陪诊员。

  “他们就是医院里的活地图。有他们在，就像有个亲人在身边，安心多了。”三年前的一个晚上，独居的张虹在客厅摔了一跤，“右手骨折，绷带一直绑到了脖子上，要复查拍片，一个人很无助。”在朋友引荐下，她开始寻求陪诊服务。

  他们看见：需要陪诊的，大多是中老年

  张虹的儿子高中时就去了国外，毕业后结婚生子，定居美国。随后，丈夫也迁居美国，张虹则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留在杭州，成为独居老人。

  “一个人留在这，什么困难都不怕，就怕生病。”至今，一提起几年前独自进入ICU的经历，张虹仍禁不住潸然泪下。在最迷茫、脆弱的时刻，张虹找到了“一盏灯”——职业陪诊员。

  脚蹬短跟皮鞋，身穿制服，程钰涵带着张虹的病历本和就诊卡在浙江各大医院内娴熟地穿梭。从业12年，晋升为亿家健康服务部经理的程钰涵早已摸清杭州多家三甲医院的布局——特色诊室是什么，怎么取号最便捷，以及最近的卫生间在哪，她都了然于胸。

  程钰涵所在的团队有十多人，几乎每个月要提供五六十次陪诊服务。除了像张虹一样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客户中，还有不识路的异地就医者、不愿麻烦熟人的年轻人，以及家人因忙碌而无法陪同、行动不便的患者。

  程钰涵接触最多的就是最后这类客户——大多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患者。他们基础疾病多，需要定期到医院复诊。

  过去，陪诊服务只是程钰涵所在公司健康管理中的一个项目，但随着市场需求的涌现，这家公司在去年底推出单项陪诊服务，单次预约费用600元。“陪诊服务往往从就诊前已经开始，也不仅仅是替人跑腿。”程钰涵说，在了解需求后，他们会为患者推荐适合的就诊医院，预判患者需要做哪些检查。

  通常情况下，他们也会陪同患者进入相关科室，帮患者和医生沟通，记录医嘱;就诊后，根据药单再次同患者叮嘱医嘱，提示复查复诊的时间，以及后期的注意事项。“如果有情况复杂的，比如慢性病较多的老年人，饮食方面有一些禁忌，我们会详细写下来，将文字性陪诊记录发给他们。”程钰涵说。

  最忙的时候，程钰涵一天要接待三四位患者。“如果科室检查顺利，基本上要占据一天时间，连中饭都是在医院解决。有时还要全程站立陪同。”程钰涵说。

  他们看见：成年人的脆弱和恐惧

  成年人总是习惯将伤口包裹得严丝合缝，那些最疼痛、最脆弱、最纤细敏感的事情，往往不轻易外露。而某种程度上，职业陪诊员的存在，打破了这道无形的防御系统。在横冲直撞的疾病面前，他们看到了无数成年人的脆弱和恐惧，也见证了真实的人情冷暖。

  七年前曾接待过的一位患者至今仍令程钰涵难忘，那也是她第一次面对他人的绝望。

  那是一个周五，一位50多岁的男士在妻子的陪同下，从金华到杭州看病。男士自认为身体很好，只是长期咳嗽，但妻子格外重视健康问题，为了让妻子安心，他才答应来医院做检查。

  程钰涵成为他们的向导，陪男士到浙医二院做了CT检查。“周末夫妻俩先回了金华。周一，我为他们代取报告，检查结果显示肺部有结节、挤压、占位、渗出。”报告虽没有写明诊断结论，程钰涵却清楚这其实已宣告男士进入肺癌晚期，癌细胞已转移至整个胸腔。

  恐慌是程钰涵的第一反应，“第一次有客户检查出这么重大的疾病。这个诊断结果在我当时的认知范围内是很严重的。”紧接着，程钰涵开始为这份报告的归属人心疼，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张口和他说。

  “报告出来没?”当天，男士打电话问程钰涵，“我感觉这是我最后一根烟了。”

  程钰涵把检查报告拍了过去。对方追问，“我是不是很不好?”

  “查出有问题的人很多，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要听听专家的意见。”直到挂断电话，程钰涵也没有向男士提及情况有多严重。

  后来，程钰涵在杭州为他预约了相应专家。“在专家选择上，我们会综合各方面因素，比如，那种医术很好但脾气不太好的就不适合。专家对患者的意见太重要了。我们也提前和医生沟通，让他说得不要太直接，因为患者妻子很紧张。”

  第二次来杭就诊时，男士问得很直接，“你告诉我能活多长时间就好……”身旁的妻子已泣不成声。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去疏解和安抚他们的情绪。但当时，我自身对于肿瘤的认识也是恐惧的。”直到听到专家说“肿瘤不等于死亡”，程钰涵才松了一口气，“这给予了患者和我极大的信心。”

  后来，男士一直在做靶向治疗，程钰涵也开始重新认识肿瘤，“告诉他们可以把肿瘤当成慢性病去治疗，可以带瘤生存，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终身服药。”

  他们看见：瞬间流露出来的孤独

  陪诊服务的对象往往是老年人，但下单购买服务的人更多时候是他们的子女。

  在程钰涵的印象中，对于子女没法陪护的情况，老人的态度通常都是谅解的，“他们一般都不会明说，希望孩子陪在身边。只想着把自己的病治好，给孩子减轻负担。”

  可孤独总会在某一瞬间流露出来。“生病肯定不是好事，但现在来医院复诊，我其实是开心的。有人一起聊聊天，比一个人闷在家里好。”看完诊，张虹坐在浙江医院的大厅内，冲程钰涵露出笑容。

  张虹常放在嘴边的另一句话是，“早知道就不把孩子送去那么远的地方，把他培养得这么优秀，又能怎么样呢?”

  程钰涵清楚，老人们心里还是希望陪在身边的不是自己，而是子女。

  早在2015年前后，北京、西安、重庆等地就涌现出一批陪诊企业。据统计，仅2015年上半年，就有11家以医护陪诊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拿到天使投资。然而，许多提供陪诊服务的O2O创业企业，不到两年便相继退场、销声匿迹。程钰涵说，据她所知，目前，在杭州提供陪诊服务的公司只有亿家健康，“最近几年，倒是能看到不少个人在做职业陪诊员。”(记者 张蓉 通讯员 程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