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湖州市爱山街道红丰西塘社区，十余名儿童和家长在参加公益早教课。新华社发

  北京朝阳区活力社区金盏中心，孩子们在上早教课。光明图片

  在上海奉贤区奉浦街道秦塘生活驿站，早教老师在指导小朋友玩游戏。新华社发

  编者按

  从母亲怀孕、哺乳期到宝宝两岁前的1000天，是一个人生长发育的“机遇窗口期”。婴幼儿的视觉听觉能力、语言能力、对符号和数字的认知能力、情感控制能力，约80%在这个“生命最初的1000天”里发展形成。然而，对于中国农村2500多万留守儿童来说，这关键的“1000天”却成了教育的真空地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年的一个研究，也呈现了这个教育真空带来的起点差距：上海90%的孩子在丹佛发育筛查测验（用于早期发现0~6岁儿童发育问题）中是正常的，在甘肃华池，这个比例是66%，在贵州毕节七星关区，这一比例只有43%。

  而对于我国3.8亿流动人口来讲，他们的子女虽然被带到城市生活，但囿于重重原因，这些孩子同样普遍面临着早期教育缺失的问题。

  无论是农村留守儿童，还是城市流动儿童，这个庞大群体的早期教育如何破局，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助。

  一周有三到四天，崔晨(化名)会在9点左右带着20个月大的女儿珠珠出门去“早教班”。早教本不在崔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太贵了。但现在她找到了一个免费“早教班”。

  女儿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穿上的裤子不喜欢，要重新换一件，有时早饭不爱吃，要磨蹭一会儿。崔晨对这样的“磨蹭”感到欣慰，因为她觉得女儿上了“早教班”后，发生了很多变化。从前珠珠怕生、总哭，但现在她能和其他小朋友玩到一起，听着音乐就跳舞，也愿意表达自己的喜好。

  老家河北的崔晨今年28岁，孩子出生后，因为丈夫工作的原因，成了“北漂”。一家人居住的朝阳区金盏乡小店村，是北京流动人口聚居的区域之一。和很多人一样，为了节省开支，一家人租住了一个单间，在这个不大的空间内尽可能实现所有生活需求。做电动自行车销售的丈夫工资高一些，但工作时长很长。父母在老家务农，无人能来帮忙。为了照顾孩子，崔晨暂停了曾经从事的化妆师工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孤独和焦虑是她日复一日生活中最大的感受。居住地人口流动性高，邻居总是陌生的;目之所及能带孩子活动的场所，是大路交汇处的广场，而广场上只有树。

  直到女儿8个月大的时候，崔晨在周围人的口口相传中找到了一个去处——活力社区金盏中心，这里专门为住在村子里的居民提供免费的早期亲子教育服务。

  “生命最初的1000天”如何不再空白

  世界公认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五个要素，包括健康、营养、安全、回应性照料和早期学习。其中回应性照护是贯穿在其他四个要素中的最重要因素，需要照护人密切观察孩子的动作、声音等，通过肌肤接触、眼神、微笑、语言等形式对孩子的需求作出及时且恰当的回应。

  崔晨不了解这些内容，她凭借本能成为母亲，孩子出生前没有获取过育儿知识，孩子出生后，育儿的信息就来自她母亲，而母亲的知识来自养育她的经验。她感到“很懵”。

  回应性照料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今天的环境下，往往意味着钱与时间：既需要投入相当的精力，有时还需要支付昂贵的学费。“流动群体大多没有足够的付费能力，更长的劳动时间导致陪伴时间不足，同时受限于教育水平，对儿童早期发展的认知水平也不高。”活力社区执行总监侯蔚霞说。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流动人口3.7582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69.73%。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侯蔚霞观察到，第一代农民工往往独自一人来到城市，而现在很多人会带着家庭来，仅活力社区金盏中心能覆盖到的3个村子，就有约1000名0~3岁的儿童。

  如何让这个庞大群体的孩子不因家庭拮据影响自身发展过程，让他们有机会站在相对公平的起点前，是一个既关乎个人、家庭，也关乎国家未来的问题。

  具体方法需要长时间的探索。2006年活力社区团队开始为小学阶段的流动儿童提供课后辅导，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团队发现更需要影响的是父母的养育理念与技能。2011年活力社区开始做早教课程项目，免费给流动人口聚集社区的新手妈妈上早教课，一周4次。但问题再次出现，团队服务能力有限，很多同样需要支持的家庭被挡在了门外。最后，他们将关起门上的早教课，改换为一个开放空间，首先让家长带着孩子参与进来。

  当妈妈成为老师

  崔晨带女儿赶着要参加的就是每天上午10点30分到10点45分的集体活动，时而是绘本阅读，时而是音乐律动、手指操或者亲子游戏。“一方面带着孩子、家长玩;另一方面也给家长示范平时可以怎么和孩子玩。”侯蔚霞说。

  活力社区金盏中心有两间放着滑梯、海洋球等大型玩具的房间，两间绘本室，一间专门用来上付费早教课程(800元32节)的教室。院子里摆放着画画的桌子，以及更大的滑梯、摇摇车和木马等玩具。上午大部分时间只是让家长带着孩子玩，中心负责人徐红随时留意着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小朋友挨了奶奶的打，放声大哭，徐红过去安慰了她，等她平静后告诉她哪里做得不对，再嘱咐奶奶打孩子不是好的教育方法。“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很多家长不知道除了打还有什么回应方式，我们会示范给家长看。家长看到这个方法有效，就会慢慢开始尝试。”徐红说。

  崔晨现在已经是集体活动的带领人之一。实际上，来参加活动的妈妈已成为活力社区主要的师资力量。

  侯蔚霞介绍，专业的早教老师经过专门的培训，价格不菲，对于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来说无法实现。最现实的资源就是妈妈们。团队请专业老师参照国外先进课程进行课程开发后，以多年探索总结出来的工具包作为课程和妈妈老师之间的“桥梁”。为了弥补妈妈老师欠缺的专业知识，工具包中写出了上课所需要的每一句话，并尽可能多地生产视频课件。“妈妈老师背下来之后可以先把这堂课上下来，她可能不了解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做这个动作，没关系，在边做边学的过程中，她会发现家长、孩子做出了什么反应，再慢慢从她的课堂经验中提出问题，我们通过专家培训理论、专业老师督导去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妈妈老师就会理解课堂详案背后的原理。”

  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中心里孩子们三三两两玩得开心，“孩子变开朗了”是很多家长的感受，而“开朗”的背后，代表着孩子语言表达能力与社会情感能力的提高。

  迄今为止，活力亲子园在全国各地已有100个项目点落地，2020年服务人数达13000多人。

  “命运岔路”该如何弥合

  与流动儿童相对的，是被异地工作的父母留在乡村的留守儿童。在农村做儿童早期发展服务面临着更多困难。

  北京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从2015年起在河南开展服务留守儿童的项目。在平顶山市叶县的一个偏远山村与当地民政部门一起调研时，有一幕场景让基金会秘书长刘珊印象深刻：一位奶奶在做农活时，为了安全就把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用绳子拴在眼前的树上，孩子的活动范围就是绳子圈成的圈内，玩具就是地上的小石头或者掉落的树叶。这里0~3岁的孩子占到了留守儿童的95%，而且都留给了祖母辈照顾。

  不同家庭背景成长起来的孩子面临着“命运岔路”，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预支持。

  村里为刘珊的团队提供了一间闲置房屋，作为育儿中心。“营业”之初，和预料一样遇冷了，“爷爷奶奶觉得带孩子上那儿去，家里的事怎么办，我的鸡、羊怎么办”。为此团队采用过人力成本相当高的“田间地头法”，把课程和活动场地“搬”到爷爷奶奶家门口去。

  后来团队在每个村聘请了优秀女性作为育儿顾问——最好是初中以上文化的，有自己的孩子。“我们把技能和知识传递给育儿顾问，她可以用这些技能照顾她的孩子，也可以帮助周围的爷爷奶奶。”刘珊说。

  聘请当地的女性作为入户指导人员，是很多项目都在使用的方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5年开始在甘肃省华池县试点“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家访员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入户，依托项目提供的标准化“教材”，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带孩子阅读绘本，教授儿歌，玩拼图、积木等游戏。这个过程丰富了孩子的成长环境，改进了照护人与孩子互动的方式，终极目标则是通过促进儿童发展，从根本上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三年项目周期结束后，华池县项目的终期评估报告显示，家访干预使儿童智力筛查(Denver II)“正常”的概率提高51.4%，儿童“粗动作”提高0.436个标准差。随着项目干预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慧育中国”又先后在新疆吉木乃县、贵州毕节七星关区、湖南古丈县、青海海东乐都区、西藏尼木县等地启动实施，5700多名儿童受到干预。

  社区应更多助力儿童教育

  与留守儿童的数量相比，5700名还太少。《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末，农村留守儿童尚有2581万。

  站在世界地图前，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推进儿童早期教育，改变处于贫困状态的孩子的发展轨迹。

  我国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0~3岁儿童的早期养育进入国家政策层面。《意见》提出，要发展家庭、社区和社会其他形式的托育服务，到2025年建立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基本体系。“十四五”规划纲要也将“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列为发展目标。

  国家卫生健康委干部培训中心原党委书记蔡建华指出，在当前阶段，婴幼儿照护服务只能被看成公共服务，而不是基本公共服务。目前采取的方式是中央财政带头支持，做一些示范，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事权，从考虑本地区人力资本长期积累的需要的角度，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给予支持，并通过提供各种支持，逐渐使婴幼儿照护服务成为能够普遍惠及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从业机构的事业。

  灵活的社会力量正在积极做倡导性尝试。除了一线做项目的社会组织外，基金会、科研人员也在更多地投入进来。在探索更多成本可控、干预质量有保障的服务方式外，蔡建华特别强调了社区的重要性，“社区是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中层系统，应该提供场地作为活动中心，让社区的孩子都有机会参与进来，再依靠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等提供专业意见，提供有质量的服务”。

  实际上《意见》中已明确提出，地方各级政府要按照标准和规范在新建居住区规划、建设与常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并与住宅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区无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要限期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建设。

  此外，蔡建华介绍，近年来教育部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中加强了保育专业的招生力度，人社部今年5月已就保育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向社会征求意见。

  改变将会更快发生。(本报记者 陈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