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20日，就在杨书毕业前夕，两人彻底闹翻并分道扬镳。
散伙的导火线是之前的寒假赚到的那笔钱的使用问题。二人合伙创办的一家“校园大学创业联盟”近两年处于亏损状态，寒假期间，林珊通过招聘学生兼职收取人力资源佣金，让公司短时间内获得了15万元的利润。作为第一股东，杨书想将钱都用在公司办公室的建设上。
在会议室，第二股东林珊公开质疑杨书的做法。他认为挣了钱就应该犒劳兄弟，而不是花在“无用”的地方，况且钱是他挣的，他有权利支配。但杨书觉得，公司成立时的钱都是自己掏的，公司百分百应该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两个人在争吵中提出了“分家”。从大学起跟着杨书干了5年的林珊，带走了部分客户资源，9月底公司清账时又拿走了一部分公司资产。
高校大学生创业如火如荼，但在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业者杨万里观察中，自己认识的30多个大学生创业团队，在毕业季或者刚进入社会一年内，“90%以上的团队就合作不下去了”。
校园毕业季俨然成为不少创业大学生团队的“分手季”，合伙人从同舟共济到同室操戈，甚至因利益之争对簿公堂。站在毕业的十字路口，留给创业大学生们的命题远不止公司的生存发展，还有利益纠葛与信任危机。
“校园型”项目难入社会战场
回首一年多前离开创业团队的经历，兰州大学研二学生李美觉得有些“太遥远了”——她已经记不清具体离开的时间、公司营收状况，甚至是“公司名字的全称”。
在哈尔滨上大三时，李美加入一个做人像一类印章的创业团队。起初，来自不同学校的4个合伙人在其中一人家里空出的商铺办公。从获取原材料、设计制图、推广运营到联系客户，都靠4个人一起摸索。
起步阶段形势喜人，一连小半个月，每天的订单有20多个。他们与哈尔滨的一家企业谈成合作，签下了1000个人像印章的订单，在对方提供的展区定期售卖；与4所哈尔滨高校的创业大学生联手，在周边校园里开起了加盟店。
赚到了钱，除了聚聚餐也没人想要工资。开会的时候，大家憧憬着有一天公司做大了，不能只做印章，要开发周边产品，还要找投资人，把加盟店开到哈尔滨之外去。
在李美印象里，一周5天的工作日里，至少要开3次会议，每次耗费3个小时以上讨论公司发展的蓝图。“就像互相画大饼，想得太多，但根本不可能实现，很多时间都给浪费了”。
临近毕业季时，项目本身的短板也日益凸显。公司想要开发新的产品：制作戴学士帽的人像印章。安排人员打印传单，联系了兼职学生等，在校园里推广两个月后，收到的订单数寥寥无几。
李美发现，有资金和基本技术，谁都可以复制这个项目。而在市场上，饰品类生意本就“狼多肉少”，越往后做反而上升空间越小。
“临近毕业，每个人都得为自己打算。如果毕业后项目垮了再离开，校招、实习机会都错过了，再去找工作就难了。”李美选择了保研，另两个合伙人离校实习。团队散伙半年后，最后一个合伙人卖掉了公司，回到企业上班。
有的公司商业模式存在缺陷，加速了团队分离。还有些项目本身存在“天花板”，创业团队只能在校园“温室”之中生存，一旦离开学校，失去了在校生创业特殊政策的支持，便迅速凋零。
2015年，武汉地区一所211大学的学生闻跃拉上两个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帮助企业在校园进行品牌推广，通过地推发传单、策划活动，扩大品牌影响力。一年之间，他们在武汉40所高校中建立起商业链，与周黑鸭、雪花等大型企业合作，年营收一度达到100多万元。
闻跃渐渐发现，自己的成功受益于校园环境太多。他所在学校规定，若有社会企业前来宣传，需要层层审批，而企业找学生代理则省去了不少麻烦。与此同时，社会企业的目标消费人群是学生，他们自己就在这个群体之中，对学生的需求、兴趣都很了解。“但一旦毕业，不再拥有学生‘特权’，也离开了目标群体，这种商业模式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发展”。
3人毕业后商量奔赴外地，各谋出路，将公司留给了在校的学弟打理。
决策权之争让合伙人各奔东西
“不要和朋友合作做生意”，这句话现在成了李宇的一句口头禅。
大四那年，他与大学里两个好哥们儿打算成立户外旅游公司。起初，为说服父母，3人曾轮流住到对方家里去游说，磨了小半年，团队才得以成立。公司股权按照1∶1∶1划分，3人均等分红。2013年，携程等旅游公司的业务还未拓展到武汉，而他们在武汉的公司一年营收已达370多万元，年底分红每个人拿到30多万元。
随着公司发展，3人对于公司规划出现分歧。一人想将公司转型为体育竞技类企业，一个人打算依照常规路线进行企业家经营，另一人则只想赚点钱。当初平分股权时，谁也没有考虑到，“都是创始人，将来谁能来拍板公司的发展路线。”
问题逐渐出现。有一次一个区里企业来谈合作，希望与公司一起推广该区旅游项目。这对公司是个扩大业务范围的好机会。但要不要拿下这个大项目，公司业务究竟如何展开，3人意见不一，开会来回几次吵架，李宇觉得有一天好兄弟都要变成仇人了。
矛盾在一次例会讨论员工招聘方式时集中爆发。李宇提议让出部分股权来吸引高端人才，留住人心，扩大团队规模。但合伙人张明认为自己给员工发着工资，不可能还将年营收百万的公司股份无偿割让出去。
拍桌子、骂脏话，吵了一个多小时，3人都憋着一肚子气。这也成了他们散伙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原负责带队的刘艾直接撂挑子，不再管公司事务，只等收年底分红。毕业后两年内，一人离开去往深圳开起餐饮店，另一个人则在武汉办起咖啡馆。
合伙人走后，公司部分业务出现断层。刘艾所负责的户外旅游项目路线规划方案，因接手人对业务不熟，线路规划出现问题，客户资源流失，旅游体验的满意度迅速下降。
有老员工私下找到李宇，希望公司能继续走下去。当初这些人放弃了读书深造的机会，跑来免费打工。如果团队就这么散了，李宇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
李宇曾想高价回购两人手里股份，一个人将公司做大。多次面谈之后，两人要求必须一次性付清270多万元。一时之间拿不出，他找到两人当面协商，希望能给他一定时间来支付，耗费了小半年，当初的兄弟没一个同意分期支付。
第一批老员工接连离开，李宇觉得团队没法继续做下去了，随即也离开了公司，招聘社会人士来接管公司事务。“心走不到一块，都散了”。
大学生创业如何选择合伙人
休学4年，创业8年，杨书身边的合伙人换了3拨儿。
最开始，杨书带着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哥们儿创业，做汽车用品，“一起吃大锅饭”。做了半年，公司亏了十几万元，好多兄弟看不到公司的前景，一个个都离开了。
2014年，是杨书所在的“校园大学生创业联盟”最辉煌的时刻。公司靠大批量进货来争取折扣，寻找各学校代理人卖货，通过联系各高校学生会外联部部长或创业协会会长，在广西区内27所高校发展了自己的线下团队，团队累计成员近4000人，成为广西最大的大学生创业团队之一。
“社会上很多企业老总都来谈合作，希望在校园推广矿泉水、方便面等产品。”短时间内，获得了社会上多项荣誉，各种新闻宣传报道接连刊登，杨书反思，“当时整个人都膨胀了。”
短短半年时间，因公司对校园业务管理松懈，大批校园代理人离开，线下销售开始出现混乱，营收暴跌。
与此同时，线上购物平台也出现“难产”。他们与南宁高新区工作的设计团队方科(化名)合作制作App，付款两万元，却只得到基本的模板；找来研发团队，承诺转让25%的股权，没想到才几个月，开发人员玩起了“失踪”。
两年时间，杨书已负债50多万元，“以卡养卡，支撑不住了就找家里借钱。”合伙人看不到公司的出路，大量主创成员集体出走。
“8年来，合伙人换了一批又一批，说到底，跟着兄弟我赚不到钱，就不想一起干了。”杨书觉得，自己起初创业只想着扩大业务范围，却忽略了管理上的跟进。他觉得，大学生遇事抗压能力低可能是另一个原因。所以第四次选合伙人，杨书找了几位80后。
在华中师范大学创业导师丁玉斌看来，创业应是一个破釜沉舟、全力以赴的事业，但对于大学生而言，临近毕业，他们可以读研、找工作，有很多退路可以走。所以在毕业时，如果对项目认可度不够的话，这种创业激情很容易流失。
曾在研二休学创业一年的杨万里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16年，杨万里拉上来自华师计算机、美术学院还有外校的同学，组成了7个人的小团队，搭建网络社区平台，为校园内学生提供互帮互助、沟通交友的平台，并取名为“桃花源”。成员投入了两万多元成本，预计4个月后上线使用。
负责技术开发的合伙人还兼顾在校企工作，时间精力逐渐跟不上。其他人也各自有实习和课程，项目拖了半年后，软件才勉强上线。这个年轻的学生团队早已没钱来推广运营，融资更是希望渺茫。
“创业合伙人在商场上是命运共同体。” 武汉理工大学创业学院院长赵北平认为，选择合伙人时，除了有共同的志向，还需具备互补性，除了个性互补、资源互补，也包括知识能力结构的互补。
“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知识优势，而不只是眼前的大学校园优势。”赵北平表示，大学生合伙人不能只凭着一股热情去做事，应理性地看待创业项目，如在选择创业领域时，应对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判断其项目的广度、深度、频度、效度，结合找准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创业战场上立足，“真正成就‘中国合伙人’”。
(文中所有创业者均为化名 杨洁 刘振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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