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既有必要的非教学任务必须由教师完成，也存在部分非必要的教学任务给教师带来了“额外负担”。在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提出，教育部将专门出台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2019年要把为教师“减负”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让他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这无疑道出了众多一线教师的心声。为教师减去非必要的非教学任务，让教师慢下来，专注于耕耘，让教育静下来，回归于初心，或许才能更好地培养新生代。
教师疲于非必要的非教学任务
从教16年，教过1000多名学生，甘肃省一所街道小学的数学教师章旭原以为教师这份工作时间越久越轻松，可现在他愈发觉得“吃不消了”。
章旭刚工作时，在一所乡村中学教初三化学，带6个班约300名学生，基本上每天除了备课就是教课，甚至还会在自习课上主动请缨辅导学生功课，但那时即便通宵达旦也不觉得累，他所带班级的化学单科成绩曾在全县排名第一。
2009年，章旭被调至县城一所街道小学，虽然只需要教两个五年级班级约100名学生的数学，他反而觉得更疲惫了。他发现，在这里，除教学，还要迎接各种检查，承接县城各个单位指派的任务，要接二连三地参加比赛或活动……为完成各种任务时常要耽误到晚上11点才下班，因自己和妻子都是教师，有时女儿都不得不“寄存”在亲戚那里。
如果为了育德树人，章旭觉得即便自己不休息也很乐意。之所以感觉累，是因为有部分任务和教书育人无关，“有些检查就是在作秀，有的宣传或者投票压根儿不关老师的事，有些工作其实本不需要老师去做”。比如说，“给学生上意外伤害保险，就必须由班主任给孩子家庭填写摸底表，发放《告家长书》，收集保险缴费单的复印件，对于不交的，还要与家长反复沟通原因，但这其实绕开老师也可以做”。
甘肃的一所小学班主任刘蕾向记者反映，一碰到检查要提前一周忙起来，准备材料、再三强调让学生注意着装等。有时，碰到“突击”检查，教室内的喇叭一响，就要立马停课搞卫生。作为一所乡镇寄宿示范学校的副校长，李文军去年一年每周都要应对两次以上的参观检查，“领导一来，就要全校折腾”，要写材料、做展板、组织开会等。有些老师调侃，教学、辅导都不怕，就怕迎评搞检查。
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谈到，他在去年下半年曾参与了一项调研，发现一所学校一年之中要迎接各类的达标活动、评级活动、检查活动达20余次；调研范围内的小学平均一年中的各类专题教育活动达23次。在他看来，不是说专题教育活动不能进校园，而是要选择一些真正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有利于立德树人的活动，比如，“像‘防治非洲猪瘟进校园’这样的专题活动一定要进校园开展吗？”
来自广东省雷州市某乡村小学的85后教师柯宁统计了一下上学期上交的工作文档，达320多项内容。其中，包括禁毒知识竞赛、“扫黑除恶”线索摸排、各种投票任务、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网络学习培训和考试、安全生产情况汇报、非法集资线索汇报、周边环境安全调查和巡查、交通安全宣传、防台风宣传等。
当然，这其中有不少教师本就应该完成的任务。但对其中部分内容，柯宁有些不解，“像‘扫黑除恶’‘非法集资’要我们提供线索，这是叫我们不上课，到外面去摸排吗？”
教师会“吃不消” 学生会学不好
柯宁所在的学校是典型的“麻雀学校”，全校共9名教师、6个教学班、78名学生。学校虽小，但工作量一点也不少。除了每周近30节课，柯宁几乎承包了学校里所有必要或不必要的非教学任务，这和“其他教师年纪较大，不太熟悉电脑操作”有很大关系。
这一年来，柯宁算了算，自己除了寒暑假，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周末，加班加点已是家常便饭，但用于备课、教学的时间却少得可怜，有时为了先完成各种急需上交的表格、材料等，上课迟到也成常有的事。
“心思根本就放不在教研教学上，反正教学成绩的好与差影响不了饭碗，但这些任务不完成会影响自己的绩效和前途，影响学校的荣誉和发展。”所以一下课，柯宁就赶紧掏出手机看看，生怕错过任务的完成时间。柯宁形容现在的自己是“疲惫中透着迷茫”，“慢慢地，人就开始烦躁，都不知道该怎么当老师了”。
来自陕西省的乡村教师王钧深有同感，“很多上级下达的任务，今天布置第二天就要交表，要核查汇总。”有次，王钧接到任务统计整个乡镇所有在校生信息，“但有的学生根本就不在我们学校上学，我们还得赶紧挨家挨户去问，还有的家长以为我们在诈骗。”
王钧还是陕西省“十二五”农村基层人才队伍振兴计划的首批人员之一。但他算了算，自己现在花在教学上的时间都不到三分之一，“更别提研究学生了”，至于学生的课要么找老师调课，要么就让学生上自习。但他知道这一批批的农村学生，才是乡村未来的希望所在。
很多非教学任务挤占了教师大量的精力，让他们很难有充分的时间来研究教学。2017年，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曾对2787名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进行了一项调查，并据此发布了《关于“减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据他的调查显示，有些教师“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1/4，剩下的3/4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
时间久了，基层教师消耗的不仅是时间，更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感。
李文军已隐隐感觉到，虽然自己学校里很多教师表面上“风平浪静”，私下里却颇有怨言。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中学，大多老师都在超负荷工作，甚至有女老师在临产前还在加班，而这最终导致了基层教师压力大、职业倦怠加剧、学校“留人难”等一系列问题，“有老师连编制都不要，工作不到1个月就跑了”。
让教师慢下来 让教育静下来
在教育家、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看来，教师非教学任务过多，一方面与教师的教育责任被混同于监护者的无限责任有关。比如，学生在学校吃午餐，教师要对食品安全负责，要在学生用餐前先试吃；放暑假期间防溺水工作，教师要承担巡检任务；有的地方甚至把教师当作编外的政府工作人员，走访贫困户、搞拆迁、招商引资也要教师去完成。
另一方面，朱永新注意到，在一些地方，各个部门工作任务狠抓落实常常被异化成“进课堂”要求，“而且还要求100%参与度，要拍照或录视频留痕，最后存档、上报完成情况”。加之，有些检查不以结果为评价依据，而过于注重落实的过程，把形式主义套用在学校检查中。检查结果达标之后，又会迎来新一轮的参观学习、领导视察，严重影响了师生的教育教学活动。
“合理的、有助提升教书育人水平的活动、评比、检查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帮助学生、教师共同成长，形成良好的、上进的氛围。而一些重复的、非必要的、无意义的活动就要减少，甚至就不要再开展了。”李文军认为，给教师“减负”是要减去与教书育人无关的内容，而不是“不做事”。
陈宝生部长在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全面清理和规范进学校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动，实行目录清单制度，未列入清单或未经批准的不准开展，要把教师从“表叔”“表哥”中解脱出来，更不能随意给学校和教师搞摊派。
接下来，如何给教师减去非必要的负担？朱永新建议尽快以法律形式明确学校、教师的责任、权利、义务等，明确学校和教师的责任边界。同时，清理非教学专项工作进校园项目，严禁侵占正常教学时间、学校德育活动时间、体育锻炼时间开展各类行政系统的“任务”。
韩平认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对各类专题教育活动进行统筹，给学校一个“菜单”式的选择，学校可以对进校园的各项专题教育活动进行总量控制。同时他希望，教育行政部门从自己开始做起，减少会议、评比、检查等工作。在他看来，只有尽量减轻学校的负担，减轻教师的负担，才能更好地立德树人，从而减轻学生的负担。(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教师均为化名)记者 孙庆玲 王豪 实习生 王艺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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