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纵向流动的渠道，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这是在做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晒出来的梦想。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不约而同将视角转向了农村教育。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出现了许多“空心村”和“空心镇”，农村学校生源减少，优秀教师流失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教育该如何发展，或将再次成为今年代表委员、公众频频发问的焦点问题。
　　办世界一流义务教育短板在农村
　　“我有一个梦想，是把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办成世界一流。”对于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感慨地说。
　　然而，“一流义务教育梦想”的背后，遮蔽不住的，却是农村教育现实的“痛”。
　　在甘肃、贵州等农村小学教学点看到的一个小细节，让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模范教师吴正宪为农村教育的发展现状感到揪心。调研时，吴正宪发现，不少学生坐在没有靠背的简易板凳儿上，每天“摇摇晃晃”地听课，这不仅影响学习效率，还会引发视力、脊柱弯曲等健康问题。
　　我国2003年实施的《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新标准，对中小学座椅规格、卫生等都做了明确规定。但在吴正宪看来，目前一些农村地区显然对此“重视不够”。
　　她说，虽然近些年我国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依然不足。课桌椅不达标，只是当下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现状的一个截面。
　　2014年全国两会召开前，扎根农村教育一线的教师廖小利，借助博客平台“晒”出了5份“提案”，想请代表委员带上两会。
　　在一份名为“让公平教育的阳光照到每一个孩子”的“提案”中，廖小利这样写着：政府应该要把广大农村学校修得至少和城市学校一样漂亮！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汤素兰深有感触。她说，如果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很难创造美好的未来。
　　一提起农村教育，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就有些激动。2015年两会期间，马敏向记者展示给全校新生上入学第一课的幻灯片上讲述的一个毕业生基层从教的心路历程：
　　幻灯片上，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生、扎根在湖北恩施大山深处农村教学点教师费宝莉说：“我们朝阳村离两千多公顷的原始森林不远，我总是害怕夜里有狗熊、野猪等野兽突然跑出林子，害怕哪个孩子一不小心就被叼去了。我每天晚上都查寝，帮他们掖好每一个被角，关好每一扇门窗。”
　　马敏说，这些位居整个教育体系最末端的简陋教学点，其实就是严重制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见到记者时，马敏掰着手指，列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全国农村小学由1999年的468527所减少至2012年的155008所，减幅达66.9%；教学点则由165374所减少到2012年的62544所，减幅达62.2%。这组极富动态变化的数据背后，实际上勾勒出了农村教育近几年快速萎缩的历史脉络。其代价是，农村偏远地区学生上学距离过远，交通隐患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加重。
　　大山之外的信息技术虽然正在高速发展，但城乡教育之间巨大的数字鸿沟其实并没有迅速缩小。
　　自2013年起，马敏发起并参与了由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雷万鹏教授主持的农村教学点发展调研项目。调研发现，我国城乡小学之间巨大的数字鸿沟远非教育信息化就可填平的。
　　“从2012年起，教育部就启动实施教学点数字资源全覆盖工程，但我们调研发现，仅21.3%的教学点教师使用投影仪、多媒体等教学媒介。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以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升农村教学点教育质量的机制还未建立起来。”马敏建议，国家尽快实施农村教学点振兴工程，对于需要关闭的教学点，应在学生分流、校车服务、校产处置等方面实施配套政策；对于处于过渡期的教学点，应在校舍稳固、儿童安全、师资供给等方面充分保障儿童合法权益；对于永久保留的教学点，应在经费投入、师资配置、基建设施和学校管理方面实施倾斜性政策。同时，在小班化教学、学校文化建设、乡土特色课程开发、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和家校合作等方面给予专项经费支持，推动农村教学点特色化发展。
　　与马敏的所见相同。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说：“农村教育是目前我国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的一块短板，我们不能再只对重点学校进行‘重点建设’，而应该把目光聚焦到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建设了！”
　　一些农村教师正在“逃离”农村
　　与往年相比，2015年全国两会社会各界对教育话题的关注度己明显降低。据新华网对22万名网友所展开的两会热点调查显示，教育公平话题以6.14%的关注度排在第七位。但是，农村师资成了贯穿2015年全国两会持续发烧的焦点问题。
　　以党派提案为例，截至3月3日，在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的提案素材中，教育类提案占比25%，39件提案中，10件与教育、农村师资有关。
　　“不到3年时间，这所中学招聘的19名特岗教师就走了一半！”全国政协委员、西宁市第十四中学教师庞晓丽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民族中学调研时发现，学校所在地海拔3000米以上，高寒缺氧，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乡村教师几乎留不住。
　　2012年，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邓村乡江坪小学(距邓村乡政府60公里山路)招录了1名义务教育新机制教师，结果该教师到学校转了一圈，发现这里并非他想象中的“既有江又有坪”，所以第二天一大早便不辞而别。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劳动力涌入城镇的“流动中国”的时代镜像里，乡村教师“溃逃”己不再是广大西部贫困地区的特例。据湖北省通山县教育局人事科负责人介绍，不到2年，全县有9名新机制教师选择考公务员而离职。如何留住人才，对于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农村学校来说，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从城市到农村，心理落差、生活和婚姻上的实际困难，使得一些尚未融入农村学校的新机制教师遇到新的就业机会时，就会选择另谋出路。2014年前的两年间，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共招录200多名新机制教师，其中男教师仅20多人。襄阳市襄州区招录的新机制教师女性比例高达70%。
　　2015年两会，一位年轻的乡村女教师向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马德秀反映说，她们三个教师挤在一间由楼梯改造成的宿舍内，只能猫着身子进出宿舍。
　　这是全国280多万名农村教师工作生活的一个侧面。他们的身后，则是一个有着4000多万名农村中小学生的庞大受教育群体。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马德秀动情地说：“春节前，我们考察了老、少、边、穷、岛地区多所乡村学校，我们为广大乡村教师不计名利的付出和默默无闻的奉献感动落泪，更为广大乡村孩子学习条件的简陋和焦急忧虑。”
　　马德秀发现，由于农村教师结构性缺编严重，导致一位教学点教师通常要负责四五门甚至更多学科的教学，每周课时大多超过30个。加上家长外出务工，使得留守儿童逐步增多，不少教师到了上课时间是教师，到了开饭时间变身为厨师，课外是心理辅导员，晚上成了寝室管理员。虽然他们天天疲于奔命，身心俱疲，但教育质量堪忧。
　　“我们的调研结果是：2013年，超过3/4的农村教学点教师年收入低于3万元，约为非教学点教师收入的80%！教学点教师每人每周平均上课比非教学点教师大约多6节，而且农村教学点教师除教学和班级管理外，还要照顾比非教学点比例更高的留守儿童和贫困儿童。农村教师的职业尊严受到了质疑。”马敏说。
　　在知识更新和继续教育方面，农村教师培训机会少、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滞后。其中，教学点教师参加校外培训的机会，远少于非教学点教师，而且绝大部分农村教学点教师主要是参加乡镇和县级培训，极少有机会参加省级或国家级培训。虽然农村一些教学点己配备了教育信息化设备，但因缺乏必要的维护老化严重，导致在投影仪、多媒体等新兴教学媒介使用方面，教学点教师远低于非教学点教师。
　　“当前，最紧迫的是大幅度提高农村教师待遇。”马敏说，“在全社会大多数群体普遍都在享受改革发展红利时，光凭农村教师奉献就能做好农村教育？我看很难！”
　　重视农村教育不能止于振臂一呼
　　2015年3月11日，全国政协在围绕“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稳定”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说，中国城乡、区域、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存在教育差距，这其中尤其是城乡差距应特别重视，建议在薪酬体系上，农村教师比城市老师有20%至30%的提升空间，以留住乡村优秀师资。
　　与俞敏洪的观点相似，2015年的两会上，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成了代表委员们建议的核心关键词。“农村老师的待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认为，不是一般地认为给农村老师多少津贴，而是要成倍地提高他们的待遇，要让农村教师成为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大学毕业生真的抢着去，那就好了。”葛剑雄委员说，“国家应该下决心，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待遇。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淘汰那些不合格教师，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不只是代表委员有此呼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认为，如果保留了农村学校，而无法配备优秀的教师，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子女就只能接受劣质的教育，在“知识改变命运”和“教育蕴藏财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分层化的教育，无疑是对社会公正的严峻挑战。
　　然而，呼声再高，终究还是需要找到留住乡村优秀教师、激励优秀人才农村从教的落实方案。
　　事实上，2007年起，为了壮大优秀教师队伍，我国在多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对师范生免学费、住宿费，补助生活费，要求他们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10年以上，鼓励扎根基层。
　　但是，许多免费师范生“下不来(农村)”。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庞丽娟提供的对17个省区首届免费师范生就业的追踪数据显示，51.8%的毕业生留在了城市，仅有不到10%的学生到农村任教！
　　庞丽娟建议，相对于鼓励发达地区的学校招师范生，更应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方院校多招“本地”生源；应建立免费师范生淘汰与退出机制，被淘汰者需偿还培养费。
　　马敏认为，振兴农村教育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缓解好教师“下不来、留不住”的困境。
　　“要在工作条件、津贴补贴、食宿条件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优先安排教师周转房。强化对农村教学点教师的在职培训，在‘国培’计划中单列一定指标用于农村教学点教师培训；在培训课程设计上，为他们‘量体裁衣’‘量身定做’，根据农村教学点的乡土性和班级规模小的特点，增强教师培训的实用性。”马敏建议，国家还要强化校际联系，鼓励校际合作，推广并完善“联校走教”、“强弱捆绑”等模式，通过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农村教学点发展，打通义务教育薄弱环节的“最后一公里”。
　　此外，尽快解决农村教师尤其是优秀教师流失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建议的另一个重点。汤素兰建议，改变“以县为主”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由中央或省级财政统一发放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从制度上保障各县域内教师的工资不低于全国同级教师工资水平。同时，通过津补贴的方式，让偏远地区的教师工资待遇高于城镇同级教师工资水平，稳定教师队伍，引进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学校和教学点教学。在此基础上，根据农村学校实际情况，科学调整生师比例，给农村教师适当“减负”。
　　实际上，对于农村教育的关注，由来己久。社会的呼吁也从未间断过，国家的努力也始终未曾停止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也从不缺乏。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一些地区很多政策的落实，始终只是停留在计划书里、堆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案头上！
　　2015年2月，葛剑雄带队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专题调研组，来到广西兴业县考察农村教育。
　　在一个海岛学校，调研组本想多要一份材料，当地学校也有复印机，可这台复印机基本是摆设，老师们不大会用。随后，调研组与15名农村教师代表开座谈会。当地官员介绍，到乡下工作的老师每年能补贴一至两万元。
　　葛剑雄当场就问一位去了乡下小学工作的老师有没有补贴，但这位老师说，现在每月只有200元交通补贴。国家规定的那笔“下乡补贴”，为什么这些老师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后来当地官员坦承：这份补贴是计划中的，并未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