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德(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香港中华生态发展促进会会长 )
中国政府已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将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经济工作的八大任务之一，使2021年成为中国加快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元年。包括中国等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全力推动碳中和，将极大造福地球和人类，也带来巨大商机。可以预计，随着碳中和时代的来临，森林将越来越成为比石油更重要的战略资源，全球金融也将从金本位、油本位转化为林本位时代。
中国政府全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人类活动排出的二氧化碳等气体使地球越来越变暖，带来空气污染、极端天气、冰川消融、永久冻土层融化、珊瑚礁死亡、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改变、厄尔尼诺现象频生、致命热浪和飓风等灾害增加等一系列危害，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使气候问题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最大非传统安全挑战。
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到90年代末使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年排放量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第二次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了6种受控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其中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明确了发达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比例，对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未作限制。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2016年4月22日，各缔约方在纽约签署《巴黎协定》，确定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C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C以内。
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推动，早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所谓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经历平台期进入持续下降的过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标志着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实现脱钩，达峰目标包括达峰年份和峰值。所谓碳中和，是指某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一般指一年)，人为活动直接和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其通过植树造林等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碳达峰与碳中和紧密相连，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达峰时间的早晚和峰值的高低直接影响碳中和实现的时长和实现的难度。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若要达到《巴黎协定》全球气温升幅不超过1.5°C的目标，那么2050年左右全球就要达到碳中和;若要达到《巴黎协定》全球气温升幅不超过2°C的目标，则2070年全球要达到碳中和。这成为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时间点。
发达国家大都已实现碳达峰。美国于2007 年达到能源消费高峰，同年达到碳排放高峰，到2019年下降15.6%。欧盟于2006 年达到能源消费高峰，同年达到碳排放高峰，到2019年下降22.4%。这是典型的“双达峰”“双下降”模式。多数发达国家也确定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2020 年9月16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盟情咨文》，公布欧盟的减排目标：2030年，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1990 年至少减少55%，到2050年，欧洲将成为世界第一个“碳中和”的大陆。继欧盟之后，日本、英国、加拿大、韩国、新西兰、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及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提出到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美国在特朗普任内退出《巴黎协定》，拜登上任后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也提出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碳中和目标。一些国家计划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更早，如乌拉圭提出2030年、芬兰2035年，冰岛和奥地利2040年，瑞典2045年，苏里南和不丹已经分别于2014年和2018年实现了碳中和目标，进入负排放时代。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中，大部分是政策宣示，少部分国家将碳中和目标写入法律，如法国、英国、瑞典、丹麦、新西兰、匈牙利等。还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如欧盟、韩国、智利、斐济等，正在碳中和立法过程中。
要实现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需要承担更大责任，中国尤其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全球碳排放报告，2019年全球碳排放总量约为330亿吨，其中包括欧盟、美国、日本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碳排放总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3。
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2019年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8.8%，2020年末占比升至32%，相当于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碳排放量的总和，且中国目前还处在碳排放上升阶段，每年的新增排放占全球的60%以上。2008年-201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碳排放年均增速为-1.1%，中国则为2.6%，是世界增速1.1%的2.36倍。中国2019年能源消费、碳排放比2006年分别提高了69.7%和47.2%，仍处在“双上升”阶段，而且上升的时间越长、峰值就越高、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因此，中国尽早实现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双达峰”、“双下降”，成为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各国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此后数月，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等重要国际场合，重申了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庄严承诺。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召开的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进一步的承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经济工作的八大任务之一，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把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到如此高的地位。会议明确要求：“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2021年2月2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到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国务院从生产、流通、消费、基础设施、绿色技术、法律法规政策等6方面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作出了部署安排，并明确了85项重点任务和牵头单位。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将带来巨大商机
全力推动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国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太阳能发电装置
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抓住中国和全球推动碳中和的历史性机遇，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这个最有前途的领域大展身手，必然商机无限。
商机将来自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方面，要推进工业绿色升级、加快农业绿色发展、提高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壮大绿色环保产业、提升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化水平、构建绿色供应链;在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流通体系方面，要打造绿色物流、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建立绿色贸易体系;在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方面，要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在加快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方面，要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包括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大力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水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生物质能、光热发电等)、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发展水平、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在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方面，要鼓励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包括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围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领域布局一批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科技攻关项目)、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我国碳中和国策的受益产业极广，产业链涉及生产、流通、消费、研发等各环节。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要从国家的这些政策中把握机遇，为企业找准最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中国资本市场也非常看好碳中和受益产业的发展。比如，光伏行业的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021年股市交易的第一周，市值就增长了686.46亿元人民币，截至2021年1月10日，隆基股份市值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
商机来自绿色产业的投资市场，来自绿色金融的巨大发展空间。我国绿色金融起步较晚，规模较小，目前余额约10万亿元人民币，而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约200多万亿人民币，占比不到5%。中国银保监会在部署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明确提出“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信托”。内地专家预测，2016—2030年，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总资金需求规模将达5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年均约3.7 万亿元，相当于2016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3% ，相当于GDP 比重的5%左右。如果中国要实现气温升幅不超过1.5℃目标，需累计新增投资接近140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每年GDP的2.5%。目前国内碳中和与绿色金融领域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之一马骏预测，仅重庆市在未来三十年的相关绿色低碳投资规模就可能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绿色产业，前景异常广阔。
商机更来自中国和全球蓬勃发展的碳交易市场。《京都议定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用市场机制建立二氧化碳减排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对发达国家实行碳排放配额限制，并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推出，从而形成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排放企业可以采购二氧化碳减排指标，简称碳交易。有了碳交易，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商品甚至战略性商品，排放量大的企业要购买二氧化碳排放权，有排放权的企业可以出售二氧化碳排放权获利，发达国家需要从一些排放量小的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排放权。
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后来加入福建省。2013年6月18日，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全国七家试点省市中率先启动交易。
碳交易的核心有两个：一是确定排碳企业的排碳配额;二是确定碳价，即购买碳排放权的单价。在碳交易规则下，被纳入配额限制的企业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加大研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从而减少企业自身碳排放，如果实际碳排放低于碳配额，就把差额部分的碳排放权在市场中出售;二是碳排放超过碳配额，要以市场价格从其他企业购买碳排放权以抵消超出的碳排放;三是不投入研发也不购买碳排放权，如果碳排放超过碳配额则接受罚款，罚款额由政府设定，一般远高于投入研发或购买碳排放权的成本。这样就建立起了减少碳排放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且是市场化的。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国八个试点碳市场配额现货累计成交4.45亿吨，成交额104.31亿元人民币，市场覆盖的总人口达2.6亿，能耗为8.3亿吨标煤，GDP达14万亿元人民币。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八个试点地区碳配额成交量及总额分别为5740万吨及15.8亿元，分别同比下降18.5%及微升0.5%;其中，广东省交易最活跃，其碳配额累计成交量和总额分别为1.72亿吨及35.6亿元，占比分别为38%及34%。
国家非常重视继续大力推动碳交易市场发展。《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培育绿色交易市场机制。进一步健全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转效率。加快建立初始分配、有偿使用、市场交易、纠纷解决、配套服务等制度，做好绿色权属交易与相关目标指标的对接协调。”
2021年初，生态环境部公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印发配套的配额分配方案和重点排放单位名单，从2月1日起实施。这意味着中国的碳交易从8个试点地区扩大到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中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首先针对全国的碳排放大户——发电行业。2020年12月30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征求意见稿)，根据该方案，全国碳市场当前重点排放单位名单共包括发电企业2225家，总排放规模预计超过40亿吨，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40%;全国碳市场年度配额总量预计也将超过40亿吨。
中国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才刚刚建立，与欧盟目前每年约500亿美元的交易额相比，还只是一个小市场，但未来会建成全球最大碳市场。《2020年中国碳价调查》预测，到2030 年，中国的平均碳价将从2020年的人民币49元/ 吨二氧化碳当量上升到93元，到21世纪中叶，将超过167元;我国碳排放总量已近百亿吨(2019年为98.3 亿吨碳当量)，总目标是建立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强制性主要地区、重点行业、特大企业进入碳交易市场，就会形成几千亿元规模的特大碳市场，从而有效发挥碳交易市场机制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央行《政策研究》相关论文显示，随着许多国家和地区承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全球碳市场积极扩张，目前正在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有21个;截至2019年末，碳市场累计筹资逾780亿美元;全球碳市场每年交易规模超过600亿美元。
目前欧盟和英国建立了国际性的碳交易市场。欧盟2005年建立全球首个国际性的碳交易市场，共在31个国家运行(包括当时28个欧盟国家，再加上冰岛、列士敦士敦和挪威。目前这个市场仍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3/4以上)。欧盟先将排放配额分配给31个国家，再由这些国家根据自己的配额分配给相关企业，主要限制约12000座高耗能企业(发电厂、工业厂房及在上述31个国家运营的航空公司)，涵盖欧盟约50%的碳排放。欧盟限制这些企业的排放上限，在此上限内，企业可购买或获得排放配额，并按需要在企业间进行交易。除了市场交易，欧盟还设立罚款机制，每一年年底，列管的企业必须报出自己的排放量和配额的差额，超过额度的排放量，企业每一吨会被处以100欧元的罚款，是目前市场上最贵的排放额度，且超出之排放量仍须于下一年补齐。
美国不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只在加州建立了碳交易市场。目前美国仍在审议全国性的碳交易法案，法案中的内容包括美国每年购买20亿吨的碳排放权，其中10亿吨来自美国国内、10亿吨来自国外。美国学者预计，如果美国通过碳交易法案，国际碳市场规模未来可能达到14万亿美元，比现在的石油等商品交易的规模还要大很多。
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已通过碳交易取得了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如英国通过“以激励机制促进低碳发展”的气候政策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美国农民通过农田碳交易，获得了新的收入来源。日本把碳排放权交易看作是“21世纪第一个巨大商机”，通过在世界各地大量购买和销售碳排放权，获得巨大的经济收入。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也陆续进入全球碳交易市场“淘金”。
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一个发展趋势是逐步建立相互联接，使两个或以上的地区共享其市场，允许跨系统的碳配额买卖。201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加拿大魁北克省成功联接系统。东京与琦玉市的碳交易系统已经联接。韩国、哈萨克斯坦已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未来可与其它国际市场联接。
中国仍处在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双上升”的阶段，企业购买碳排放权的市场需求巨大。中国企业可能需要大量从国外购买碳排放权，也可以将中国的碳排放配额卖到欧盟地区和美国等国家。2005年12月19日，江苏梅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世界银行伞型碳基金签订了总额达7.75亿欧元的碳减排购买协议，这笔创当时纪录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能帮助这两家中国企业在7年中每年减少19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而中国的邯钢获批准从2007年起将碳排放权卖给瑞典一家企业，到2012年已获得约2亿元人民币纯收益。
总之，中国和全球大力推动碳中和带来的商机是巨大的，相关市场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有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投资机遇是历史性的。
全球金融将从金本位、油本位转化为林本位
中国和全球大力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对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深刻影响，更将促使全球金融体系发生历史性的变革。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国际上盛行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一国单位货币的价值等同若干数量的黄金，不同国家之间货币的汇率由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来决定。各国的货币储备是黄金，国际贸易的结算也使用黄金，黄金可以自由输出与输入，这样可以保证外汇市场的基本稳定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统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二战后美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的黄金储备和强大军事实力，据此建立一种金汇兑本位制，核心有两条：一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确认1944年1月美国规定的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每一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二是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各自货币的含金量，通过含金量的比例确定同美元的汇率。美国国内不流通金币，但允许其他国家政府以美元向其兑换黄金，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美元是其他国家的主要储备资产。美国推动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起以美元为霸权的国际信货、外汇、清算等国际金融体系。但其后受美元危机的影响，1971年8月美国政府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先后两次将美元贬值后，大约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被基本动摇。
1973年发生中东战争，国际油价大幅攀升，石油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1973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采取石油减产、禁运、提价、国有化等措施抬价，1974年油价猛涨3倍，石油输出国国际收支出现巨额顺差。1975年，美国与欧佩克(包括伊拉克、伊朗、沙特、委内瑞拉等原油出口大国)进行多次磋商，终于达成了只以美元进行原油贸易的协定，美元成了国际原油计价和结算的货币，原油价格的上涨会增加市场对美元的支付需求，从而使美元与石油挂钩并维护美国的利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石油出口国的真实石油收入在2005年就接近8000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测算，1998年至2005年，OPEC国家因油价上涨带来的额外石油出口收益超过13000亿美元。这样就出现石油本位的时代，美国通过美元与石油挂钩，控制了石油的定价权，美元石油经济正式确立。石油是各国的必需品，任何国家没有美元就没有石油，美国控制了石油经济，也就控制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国际收支也向石油出口国的利益倾斜，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能从石油贸易中获得巨额利益，积累丰厚的石油美元财富。
现在美元的霸权地位在被逐步打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设立了特别提款权制度。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它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参加国分得特别提款权以后，即列为本国储备资产，如果发生国际收支逆差即可动用。使用特别提款权时需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它指定一个参加国接受特别提款权，并提供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主要是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这样，欧元、日元、英镑等也成为各国可以用来进行贸易结算的货币和用于储备的货币，美元独霸天下的局面便逐步打破。中国要成为金融强国和经济强国，人民币便需要加快国际化，成为可以自由使用的货币，被更多用于国际贸易和储备货币。
随着中国和全球大力推动碳中和，石油本位和美元霸权会被进一步打破。
全球的石油消费一定会减下来，石油作为战略资源的地位一定会逐步下降，油本位的时代也必定会走向终结。
无论中国和全球，减少石油、煤炭等化石类能源，增加可再生能源等绿色能源，将是大势所趋。目前中国仍以化石能源为主，2019 年比重高达85%左右，其中煤炭消费比重占58%，石油消费比重占19%;而美国和欧盟煤炭消费比重仅为12% 和11%。因此，中国必须加速从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转向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结构。根据能源转型委员会报告，到2050 年，一次能源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其中化石燃料需求降幅超过90%，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将成为主要能源，风能、太阳能比重将达到75%。
全球的森林建设一定会搞上去，森林作为战略资源的地位一定会提高，林本位、碳本位的时代也必定会最终到来。
中国和世界的经济仍要发展，碳排放达峰后仍会保持一定排放强度，实现碳中和就必须大规模植树造林，增强吸收、抵消碳排放的能力，也增强碳汇能力。森林将越来越值钱，越来越成为战略资源。
中国政府的重要策略是，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全球森林面积从2000年的4055.6万平方公里减少至2016年的3995.8 万平方公里，减少了59.8万平方公里，而中国森林面积同期从177.0万平方公里增加至209.9万平方公里，增加了32.9万平方公里，如果扣掉中国的数据，全球森林面积实际减少了92.7万平方公里。同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国家森林面积从1133.6 万平方公里增加至1140.2万平方公里，增加了6.6万平方公里。这表明，我国所增加的森林面积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国家的5倍;在2000—2016年期间，森林新增碳汇能力相当于发达国家的5倍;森林植被总碳储量累计达到91.8亿吨，其中80%以上来自天然林。国情专家胡鞍钢预测，今后，我国森林覆盖率将从2018年的23%提高至2030年的25%，森林蓄积量从2018年的176亿立方米提高至2030年210亿立方米，累计新增吸收二氧化碳量约20亿吨碳当量，是世界最大的碳汇之国和固碳之国。这20亿吨碳当量可以用于挂牌交易，将产生天文数字的经济效益。
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召开的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承诺：到2030年，中国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
中国必定会很快迎来更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也必定会迎来森林更加值钱的时代。在全球金融领域，森林终将取代石油的战略地位，林本位时代必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