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太原，有一家民办自闭症康复机构名叫“灵星特教学校”，90后李小姣是这家机构的负责人。这个康复机构7年搬家4次，李小姣不仅要忍受各种折腾磨难，还要面对各种非议：有人说她的学校有69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是收费的，她可赚了不少钱；还有人怀疑，她挂羊头卖狗肉，是不是借着办学有别的神秘企图；还有人说，她就是年轻一时兴起，“过把瘾就死”，这样的机构不会干长久的……
　　真相到底如何？带着这些疑问，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近期两次专程来到山西太原市郊的这所学校，一探究竟。
　　“自闭症和抑郁症有什么区别？”
　　今年4月，“世界自闭症日”前夕，造访山西太原灵星特教学校的好心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自闭症了解不多。记者第一次见到的李小姣穿着蓝色大衣，扎着马尾辫，抹着口红，看起来很利落，有一份超过年龄的成熟。
　　一个上午就得接待两三拨儿客人，说着差不多的话，早上11点钟，李小姣喝了一口水，起身准备把客人送走。经过大班的教室外，门突然打开，“救命啊！”自闭症孩子杰杰夺门而出，参观的客人一下子愣住了。李小姣顺势从背后一把抱住小杰杰。
　　杰杰特别喜欢动画片《熊出没》，上着课，这个孩子会突然跑到教室最前面，对着镜子喊一句台词。与外人的想象不一样，自闭症的孩子大多没有攻击性，但却难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甚至连关系最亲密的父母叫他们的名字时，他们也会无动于衷。
　　自闭症也被称为孤独症。2015年就有媒体报道，北京、深圳、广州等地调查显示，我国的自闭症谱系障碍者比率约为1%。以此推算，全国自闭症个体可能超过1000万人，0至14岁儿童的数量超过200万人。
　　她，凭什么有这么多的爱心
　　与很多年轻女孩一样，李小姣怀揣梦想，从山西忻州到省城太原上大学，在当地电大念教育管理专业。只要有时间，她就在老师开的心理机构做辅助教师。
　　正是在这家心理机构里，她遇到了三岁半的小男孩超超。她想和超超一起玩，可是，孩子看了她一眼，眼神就飘走了。这是李小姣第一次接触自闭症儿童，对他们的认知几乎为零。
　　“太可爱了。”李小姣对孩子有天然的好感。
　　如何发现孩子患有自闭症？很难！绝大多数的情况是，直到孩子两三岁，家长才慢慢发现他们听不懂指令。如何治疗？没有药物，甚至致病原因都是谜，只能通过康复训练，一点点提高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
　　李小姣试图尝试的第一关就遇到拦路虎，喊超超名字时，超超无论如何都不回应。
　　实际上，自闭症孩子不是语言器官有问题，关键是如何诱发他们发音的兴趣。为了激发起对常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的所谓“发音兴趣”，每次超超玩玩具时，李小姣就把玩具收起来转移他的注意力，随后她一边叫超超的名字，一边对着他做出“ai”的发音。
　　超超好不容易学会了口形，却发不了音。李小姣买来发音图，琢磨人体发音原理，“摸着超超的肚子教他运气”。就这一项，李小姣就教了整整一周。
　　李小姣以山西女孩特有的韧劲，教超超说话。八九个月后，“妈妈”“苹果”这些词语超超终于都会说了。对于自闭症孩子来说，这是巨大的自我突破。这样的反馈，激励着李小姣。
　　但新的任务又摆在面前——若要连起来说句子，“妈妈，我要吃苹果”，对于自闭症孩子来说难于登天。
　　超超想吃苹果时，李小姣就让超超说：“你要吃苹果。”超超说：“你要吃苹果。”李小姣纠正说：“我要吃苹果。”超超学一句：“我要吃苹果。”
　　第二次，超超还是不会说，李小姣说：“不是，你要说，你要吃苹果。”超超还是学着说：“你要说，你要吃苹果。”
　　几轮下来，李小姣把自己也绕进去了，几乎每天都会陷入这样的死结中。“太难了！”她感叹。
　　有人怀疑，一个小姑娘凭什么有这么多的爱心？单纯算经济账，教自闭症孩子并不划算，甚至是赔本赚吆喝。实际情况也是，苦撑到2009年夏天，这家机构决定不再接收自闭症孩子了。
　　有一天下午，超超的妈妈来接他回家，超超躲在李小姣的后面。孩子突然从嘴里蹦出几个字：“李老师啊！”这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是多么不容易，只有李小姣能掂出其中“发自肺腑”的分量！每当回忆到这一细节，李小姣眼里都会盈满泪水：“舍不得孩子呀。”
　　超超的家长只能让孩子上普通幼儿园。第一天放学，园长就告诉超超父母，无论如何都不能接收这个孩子。
　　超超的父亲，一个不到40岁的男人，哭着求李小姣教超超，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不上班，家里就没有任何经济收入。面对超超父亲恳求，李小姣咬着牙说出了掷地有声的三个字：“没问题！”
　　实际上，这个时候，李小姣自己还没有毕业，怎么办？“晚上可以教超超呀，干脆按照他父母的想法，住到他家，不要一分钱。”外表看起来很柔弱的李小姣面对记者说出这个几乎把自己“全搭进去”的决定，意外地很坚定，很坦然。
　　5岁的超超再去医院复诊时，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孩子进步太大，不仅认识了很多字，而且还会弹电子琴。在后面排队复诊的家长听说超超的故事，赶紧找他父母打听情况。
　　“很快就有四五个家长找到我，希望帮帮他们家的孩子。我想一个孩子也是帮，多几个也没问题。”李小姣说。
　　就这样，一到晚上，超超的家就变成了学校，晚上9点至10点给超超上课，另一个孩子10点至11点，一直排到12点。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在超超家教课，即使很累，不到20岁的李小姣依然充满热情，孩子一有进步，自己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10年，李小姣写毕业论文等着毕业。一位家长建议她，干脆自己办一个机构。
　　“可以呀！和孩子都有感情了。”彼时，李小姣想法很简单，总认为这些孩子能恢复到上普通幼儿园，自己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办机构不是一件长期的事。
　　如同很多大学毕业生喜欢间隔年一样，她想着花一年时间做想做的事情。之后，按照家长的想法，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份稳定的爱情，开始新的生活。但实际的进程如何呢？
　　她，凭什么说服父母
　　在外人看来，李小姣简直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父母希望她回到老家忻州，朝九晚五，做一个大家眼里的乖乖女。她却偏不，觉得“年纪轻轻，不能被束缚住”。她还想从父母那儿借两万元，打算租个房子。在父母看来，她走火入魔了。
　　家庭矛盾一触即发，一向宠着她的父亲首先不干了，“太天真了！”李小姣采用迂回战术，找到爷爷奶奶诉苦，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李小姣言之凿凿：“这是行善积德的事情，总比无所事事强吧？”
　　“父亲是个孝子，爷爷奶奶特别惯我。”李小姣在僵持中撕开了一个口子，试图逼迫父亲“就范”。
　　奶奶把李小姣的父母叫到一块，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年轻人有一个目标不容易，为什么不让她试试？”说罢，当场拿了两万元现金，一把塞给了李小姣。
　　自由是要靠争取，但接下来如何用好这份“自由”？在太原城北部的北大街，她花了1.5万元租了一个不到100平方米的房子——为的就是离超超家近一点儿，用了剩下的5000元买锅碗瓢盆和教具。一向不为钱发愁的她，突然发现钱根本不够花，就连教学的黑板都买不起了。
　　于是，她试着操持这个“新家”，去装潢材料市场买一块三合板，涂上墨，自制黑板；没有桌子，她就从小区捡来一批三条腿的桌子，自己钉上桌腿。
　　买菜、做饭、上课……既要做老师还要做保姆，她发现每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就连晚上睡觉做梦都在琢磨如何教4个孩子发音。但在这些付出的背后，除了每个孩子每月300元的伙食费，她再没有任何别的收入。
　　就这样，学校磕磕碰碰办到了第四个月，李小姣的健康也拉响了警报：连着发烧3天。上课不能中断，只能电话求助母亲来太原帮自己做饭。第四天夜里，李小姣突然休克了，母亲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
　　第二天她醒来，父亲已经坐在了病床边。父亲第一次吼了李小姣，这是他俩第二次冲突。
　　李小姣说：“我刚有这一点儿希望，不能放弃。”她父亲抬起手要打她，李小姣哭着说要坚持，父亲沉默了。
　　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脑炎，父亲没有再责怪李小姣。李小姣出院后的一个月，妈妈负责做饭，父亲则成了她的助教。有的小孩想要跳舞，跑到小姣爸爸的身边，叫他：“爷爷，跳呀跳呀跳！”李小姣发现，父亲看孩子的眼神比自己更温柔。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父女之间的观念鸿沟，被这群孩子给抹平了。父母要回老家上班，临行前，父亲找她谈话：“我给你请一个做饭阿姨和一个辅助老师。”李小姣有些激动，又有些惭愧：为了个人的一点小梦想，把父母一同卷进来。
　　李小姣的“机构”没有收费，没有盈利模式，意味着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朋友觉得她不负责任，她却认为“还没毕业，给自己留点折腾的时间”。
　　一个不到20岁的小姑娘，办一个学校谈何容易？这些孩子，在屋子里蹦蹦跳跳，邻居不堪其扰，插着腰上门找李小姣理论，她只能赔笑。李小姣说：“邻居天天敲门，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紧张。”
　　那就带孩子出去玩。有自闭症的孩子对小汽车的车门把手感兴趣，不管汽车是否行驶，都会冲上去开车门；有孩子对门禁的数字键盘感兴趣，从一楼一直按到六楼；有的孩子对门口对联上的字好奇，就跑过去撕掉。
　　邻居忍无可忍，一栋楼所有住户给房东打电话抗议，就连物业也威胁她，再不搬走就断水断电。迫于压力，她不得不再找房子。第一次，房子只租了10个月。现实的难题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