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村医付彩纹的死与生
　　谁也没想到,付彩纹在出殡后的第二天上了新闻。此前,在她66年的生命里,这位个头不足一米六、短发、微胖,脸上老带着点笑意的农妇从没获得什么值得一提的荣誉,没受到什么关注,也没怎么离开过她的村庄。
　　在西安市长安区马王村,付彩纹安安静静地干了40多年乡村医生,从二十几岁跟在老大夫们身后学打针,到独自负责村卫生室,到半年前病倒、一个来月前病逝,她一个人给村里1500多户、近5000名村民提供着最基本也最紧要的医疗服务。
　　她是马王一带农民们离得最近、也最得力的医生。“随叫随到,态度好,花钱还少,不止我们村,方圆5里、10里村的都来找她看病,她的病人比附近医院都多。”不止一个村民这么说。
　　谁都忘不了,5月里那个云彩很多的星期四,那一天付彩纹出殡。有人从西安市区赶回村子,有人牵着孩子、扶着老人。在付彩纹家门口,很长一段路都挤着赶来的村民和他们送来的近百个花圈,许多人自愿加入送行队伍,帮亲属们举花圈,从家里走去墓地。村里不兴送匾,但人们为付彩纹破例,村委会送来一块“医暖千家”,村民们凑钱送来块“仁心可风”,付彩纹的侄子侄女也送了块“慈爱永怀”。当付彩纹的儿子读祭文回顾母亲的一生,“在场几乎所有人都在掉泪”,有村民回忆。
　　没有人想到一辈子安静、劳碌的付彩纹会有这么一个热闹至极的葬礼。没有人预先组织和安排,人们只是不约而同地来到她家门前,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从没说出口的敬重。
　　因为出殡时来了上千村民送行,付彩纹被写进了新闻。“这是我理想中医生的样子。”一个身份认证为某大城市医生的网友这样评论。
　　“再没有这么好个人,没一点夸张,她走了对俺堡子都是大损失。”一个村民说。
　　“你在马王村转个圈,随便找人问付彩纹,随便问,你去问一问。”另一个说。
　　追忆,夜里再也没有砸门声
　　“悬壶济世救苍生,十里相送留芳名”,在付彩纹家,大门两侧贴着她读高中的外孙所作的挽联。现在,给姥姥写传记成了这个高中少年的心愿。
　　迈进门左手边,紧靠大门的是付彩纹住了大半辈子的屋子。屋里,土炕上方的窗子跟窗子旁边的大门夜里常被人拍得嘭嘭嘭,或敲出一串急促的咚咚咚。付彩纹和丈夫蒲满良本来住在里屋,为方便听见这些声响,他们挪到最外面、这间厨房对面的房间。
　　炕对面的沙发,过去常坐着病人。旁边的深红棕柜子,以前放满了药瓶。沙发对面的写字台曾经搁着药箱和问诊器械,桌旁有个放药瓶的架子。
　　付彩纹走后,蒲满良把柜子里、架子上的药送去村卫生室,又拆掉药架,取走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的妻子的所有照片。柜子、桌子、沙发都空了下来,夜里再没有那早已习惯的嘭嘭嘭和咚咚咚。
　　家里已经没有多少付彩纹的东西,她那些十几块、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和几袋子医书都送的送、卖的卖、扔的扔。她每天骑着的自行车被蒲满良送给外村的侄女。“看见心里难受。”他低声说。
　　出了卧室向里走,从葡萄架底下走过小院,进门的小厅现在是付彩纹的灵堂。墙上挂满牌匾,“医暖千家”“仁心可风”“慈爱永怀”和她生前就挂着的“厚德载物”,“原先还有一个‘持之以恒’,她特别喜欢,现在没地方挂了。”付彩纹的女儿蒲兰苹说。
　　“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半夜都有人砸门,喊‘彩纹彩纹’,没有一天没人来,我晚上经常惊醒,看见俺妈披个大衣,拿上包出去,有时一晚上回不来。”付彩纹的儿子蒲江说。
　　因为父母都忙,儿时他几乎在舅舅家长大,有一次实在想家,就偷偷扒在别人拖拉机后头跑回村,因太危险挨了顿揍。
　　“饭都是我爸做,卫生也是他搞。没吃过我妈做的饭、蒸的馍。我家吃饭也简单,早上一碗稀饭一个馍,中午面条,晚上稀饭,基本不变,大年三十也这样,过年从没吃过饺子。”蒲兰苹说。
　　“病人那么多,能怎么办?由不得你。”蒲满良叹气,“她早上不到7点去卫生室,中午有时1点回来,有时两点,有时不回来,回来扒两口饭,没吃完就有病人叫,把碗一搁出去,晚上七八点、八九点才回家。走上这条路,就休息不成,她这个人又心好……”
　　在丈夫的回忆里,付彩纹几十年没按时吃过一天饭,没完整睡过一晚觉,一周7天,没一天休息,66岁的人没享过一点清福。她像有副铁打的躯体,很少生病,病了就自己给自己挂个吊针。
　　“有时她忙了一天特别累,回来跟我说就当是练腿,是锻炼身体。”蒲兰苹说,“啥困难到她这儿好像都不是困难。”她劝母亲退休劝了很多回,付彩纹自己也说想休息,但还是念着“再干几年”,结果干了一年又一年。
　　蒲江记得,多年前母亲的桌上有个票据插针,上面插着差不多30厘米厚的纸条,问她那是什么,付彩纹说是没钱看病的人打的欠条。“过去农村可怜人多,俺妈说不管咋样先给人看病,看病第一,她也从不催人还钱,有些欠条时间太久就揉了撕掉。为啥她要休息就是撂不下?这么长时间,村里都对她特别信任,认准了她,她哪天不在,有人就不看病,不找其他人,专等她回来,乡亲们离不开她。” 　　“赤脚医生”一干就是40载
　　“彩纹确实是好,人人都尊重她、爱戴她。”75岁的蒲保堂说。30年前,他是马王村合作医疗站的负责人、付彩纹的领导。
　　1965年,毛泽东发出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
　　根据相关部门报告,1964年,全国69%的高级卫生技术人员分布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10%；医疗经费使用上,用于县以下农村地区的仅占16%。广大农民缺医少药,城乡医疗卫生条件差距悬殊。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在全国各地农村,赤脚医生跟合作医疗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王村医疗站也在其中。
　　当时,付彩纹的父亲在他们村负责抓药,付彩纹也跟着搞卫生宣传,还进了卫生员学习班。1973年,她嫁到马王村,不久,就顺理成章进了马王村医疗站,和另外3个年轻人一起,边给老大夫们打下手,边学开药打针,又被送去卫校进修,算是村里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学西医的医生。
　　打那时起,蒲保堂就相信付彩纹会是个难得的好医生。他记得,年轻时的付彩纹一心钻研业务,格外好学,脾气也好得出奇。“有人要打吊针,床位不够,她就主动上人家里打,插好针,交代好注意事项,刚回医疗站,又被叫回去,说不小心跑针了,她一句话没有,重新给插好。过一会儿,翻个身,针又跑了,又来叫她,她还是一句话没有,又去他家,又给插好。这人就跟我说,哎呀,彩纹这人,脾气咋这好?”
　　计划经济时代,付彩纹这样来自农村、扎根农村的乡村医生有上百万,正是他们背负起几亿农民最起码的医疗卫生工作。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至1981年年报中肯定了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认为这种做法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就在今年5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西迪贝又一次提及“赤脚医生”,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将借鉴中国这一经验,在2020年前培训200万非洲社区医务工作者。
　　改革开放后,以集体经济为资金来源的第一次合作医疗制度随集体经济萎缩而式微,赤脚医生人数也大幅下降。1986年,马王村合作医疗站解散,站里的7个医生有的回家开诊所、有的转行,只剩付彩纹留守原处,继续收取低廉的费用,给村民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