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宇琳
　　善堂往事
　　有先进的运营理念
　　与同时代的“西方公益巨头”走向了不同的历史岔路口
　　在广州的慈善史里，白纶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同治十年(1871年)，这位在洋行打工起家、后成巨富的商人牵头创立了近代广州最早的善堂——爱育善堂。当时正值乱世，清政府连年对外赔款，连对内平叛的钱都出不起，就更没有“闲钱”来救济黎民，在那个艰难时势里，广州的民间慈善应运而生，林立于西关一带的善堂成了贫民们的守护神。
　　据学者研究，当时的广州少说有十几家善堂，资金最雄厚的有九家，史称“九善堂”。包括：城西方便医院、润身善社、爱育善堂、崇正善堂、惠行善院、述善善堂、广济医院、广仁善堂、明善善堂。
　　城西方便医院为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前身，惠行善院、崇正善堂为今广州市东升医院前身。
　　这些善堂多半位于西关的工商业发达之地，另有一小半虽在西关之外，也是由富有的商人主持打理。巧合的是，与美国现代公益的起源相仿，位于南中国的广州也是在19与20世纪之交，在时局动荡的序幕下，由商家巨贾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
　　有人认为，这些年代久远的善堂只做施粥赠衣、“授人以鱼”的简单慈善，又怎能与洛克菲勒在1904年建立洛克菲勒基金会相提并论?
　　其实，早在清代，广州的慈善家们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运营理念。
　　白纶生创办的爱育善堂就是个中翘楚，它依托于当时繁荣的“十三行”，善堂里有许多商行的“股东”(相当于现在的理事会)，他们不仅每年为善堂捐钱，更发挥其经商才能，拿善堂资产投资理财。在鼎盛时期，爱育善堂曾拥有近200间店铺和2500多亩沙田，仅一年的店铺和田地租金就有2万多两白银。
　　据说，当年的九大善堂没有一家是只募款不理财、用“一条腿”走路的。他们或买地买铺，再到市面上放租;或放入典当行，收取相对较高的利息。用租金和利息支付善堂的各项开支，本金得以不动。用行内的话来说，前者叫做“以土养业”，后者称为“发典生息”。
　　有道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财力雄厚的善堂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自然萌发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现代公益理念。施粥施衣等扶贫济困活动是善堂的常规动作，此外，他们还兴办义学，招收贫寒子弟，开设义诊，对穷苦人士赠医施药，甚至参与到其时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中去。
　　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三月廿九日，由孙中山领导，黄兴等率领数百名敢死队员在广州发动起义，在持续两天的激烈战斗中，被清政府杀害的辛亥革命烈士陈尸街头，死难者亲属害怕株连不敢收葬。同盟会员潘达微联络方便医院和爱育、广仁、广济善堂出面收殓，先收得72人，后再收敛多人，施棺安葬于广仁善堂所设的义地里，于是有了如今先烈中路的黄花岗72烈士墓园。
　　“九善堂”要是沿着当时的轨迹发展至今，未必就比同时代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差了，只是在时代大潮之下，他们走向了不同的历史岔路口。
　　1950年4月，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在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慈善事业被视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醉人民的装饰品”，政府决定对之进行全面接收和改造;1951年，广州市政府成立了“善堂会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6年8月改称市社会公益团体联合会)，统一管理社会公益社团;1954年后，逐步调整善堂、善院、善社等组织和业务，旧有慈善救济团体逐步裁并，改由市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所代替。同年，走过了80余年的爱育善堂被广州市社会公益团体联合会接收，至此，广州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慈善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民间慈善事业的社会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自然不能幸免，在随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的慈善轨迹戛然而止。
　　“为慈善正名”
　　90年代中期到2004年被视为“公办慈善主导发展期”
　　时间就这样来到1978年，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新风气吹遍全国，除了带来了私人企业，也逐渐解禁了尘封已久的民间慈善事业。彼时，毗邻港澳的广州“近水楼台先得月”，广大侨胞和港澳同胞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捐赠，其慈善事业有如久旱逢甘雨，在短短几年间，就有许多种子生根发芽。
　　1984年11月，香港慈善家霍英东为中山大学捐资3700万港元兴建体育馆，这是很能代表那个时代的一笔捐赠，引领了华侨慈善资本回乡支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潮流。该体育馆后来名为“英东体育馆”，后来更成为了中国大陆第一个“中国大学生体育训练基地”。
　　但是，在那个略显拘谨的80年代，海外的捐赠虽多，但本土的慈善组织却一直处于蛰伏状态，慈善一度成了成功人士的专利，在社会上，当时的人们更喜欢用另一种说法：学雷锋，做志愿者。广州开始借鉴香港、澳门等地从事志愿服务事业的“义工组织”，将其理念与大陆的“学雷锋”活动相结合。
　　值得记上一笔的是，1987年，广州市诞生了全国第一条志愿者服务热线电话——“中学生心声热线”3330564，用粤语说就是“心中的情你尽诉”。
　　真正的春天，要等到1994年。当年2月，值“中华慈善总会”在京成立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十分特别的评论员文章——《为慈善正名》。“社会主义需要自己的慈善事业，需要自己的慈善家。人们都心慈面善，都乐善好施，都乐于助人，那么社会中的假恶便会无容身之地，我们为之奋斗的文明祥和、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便会早日实现。”这是该文节选。
　　1994年6月，广州市慈善会成立。这是解放以来广州市成立的首个慈善团体。在距离爱育善堂关停整整30年后，广州重新找回了本土慈善组织。
　　在政治风气明显改观的大背景下，一批官办慈善组织在90年代中期开枝发芽：1994年2月，广东省扶贫基金会成立;1994年5月，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1994年7月，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
　　客观地说，在一个百废待举的历史阶段，官办慈善组织在扶贫济困、帮助弱势群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但是，没有民间组织的参与，慈善事业没有真正的生命力。
　　时间转眼来到千禧年，此时，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有20余年，那几乎是一代人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家家户户都收看香港的电视台，公民意识渐渐觉醒，不少先富起来的有产者意识到，他们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一个看似偶然的时机，国际慈善组织传入广州。199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会见国际狮子会代表，承诺会在国内创建狮子会。邓小平之子、时任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接了这个活，他选择深圳和广州作为试点城市筹备狮子会。2001年，刚到省残联的郭德勤收到了一份公函，函中盖上了国务院多个部委的公章，要求其尽快着手筹建广东狮子会。
　　2002年4月，广东狮子会成立，郭德勤任创会会长，在他略显“放任”的治理思路下，广州企业主那种桀骜不驯的创造力与慈善热情得以激发，逐渐发展成纯粹的民间志愿组织与广州本土慈善家的摇篮，刘小钢、雷建威等广州慈善界的知名人士皆出自广东狮子会。
　　学界将90年代中期到2004年视为“公办慈善主导发展期”，2004年6月，《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施行开启了一个新阶段，该条例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意见，被视为民间慈善的破冰性文件。自此，中国民间基金会登上历史舞台，广州亦尾随全国大潮，进入了民间慈善组织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2005年6月，广州企业家翟美卿创办了“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拿到了民政部“001”的批号，中国首个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出自广州。
　　广州经济以房地产、金融等传统产业为主，当地企业家在参与公益慈善时也偏爱传统的扶贫济困、捐资助学，除香江集团的刘志强、翟美卿夫妇，恒大集团的许家印、时代地产的岑钊雄等房地产商人均在官方倡议的扶贫活动中常有大手笔捐款，许家印是其中最慷慨的慈善家，曾连续三年位居福布斯中国慈善榜榜首。但是，这些大老板的资金很少投往一些创新型的民间组织。
　　2009年9月，卸任了广东狮子会会长后短暂“归隐”的刘小钢重整旗鼓，与中山大学教授朱健刚等人成立了“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这家有着浓郁学术背景且颇具NGO气质的基金会虽然资金规模不大，却在思想上启蒙了许多民间公益人士。
　　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大教授朱健刚相继创办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公益慈善研究院、公益慈善书院等一系列学术性公益机构，“中大系”成了广州公益的思想策源地，本地活跃的公益人士，泰半在此完成了启蒙。
　　在这个时期，广州的民间慈善组织逐渐呈现出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与别处多依附在官办体系上生长的民间慈善组织不同，广州的民间组织像是一颗颗落在了肥沃土地上的种子，无须浇灌，就肆意生长起来。
　　这种“民间复兴”的态势，是广州对历史挑战所作出的“回应”。作为珠三角的心脏，改革开放先行之地，这个省会城市流动人口众多(2014年，广州1600多万人中，流动人口首次超过常住人口)，社会问题日趋复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育“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种局面对公共服务产生了爆发性需求，这样大的需求超出了当地政府的能力范围，以至于官民双方都对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抱有期待。
　　(据“公益资本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