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女士称，拒绝付费后，工人躺到了厢式货车的车厢入口，不让她从车里拿东西。文章开头处提到的王女士说，拒绝付费后，工人一边说“这是我们的血汗钱”，一边作势准备殴打王女士的男性友人。
　　遇到这种情况，消费者多会拨打四方兄弟公司的联系电话，比如刘女士。7月25日，新京报记者查询了刘女士通话记录上的四方兄弟电话，支付宝实名认证显示，该号码所有人为赵振强。
　　“我在电话里说，你这个合同太假了，签的时候也没告诉我们有人工费。对方说你再说什么也没用，合同上怎么写就怎么来。”刘女士说。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律师高永宏认为，四方兄弟与消费者签订的合同单属于格式合同。依据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此外，如果合同显失公平或存在重大误解，可以撤销。
　　但从多名消费者的经历来看，几乎没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即使没有全额支付四方兄弟的天价账单，他们的实际支出也远远高于事前协商的费用。比如王女士实际支付2000元，刘女士支付2400元，被索要1.8万元的吴虹飞支付4000元。
　　王峰记得，赵振强曾向他透露，四方兄弟有时一单能挣一万多元。“偶尔也会出现一单收两三千的情况，再不济一单也能挣一千多。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王峰说。
　　消费者缺乏证据意识难维权
　　与四方兄弟产生费用纠纷后，多名消费者选择了报警，比如陈女士。
　　陈女士说，附近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很快到达现场，了解完事情经过后便着手调解。警方问过陈女士，最高愿意支付多少搬家费，陈女士说1000元。最终，她付给四方兄弟1100元。
　　“一般来说，公安机关主要负责治安案件、刑事案件，但四方兄弟之类的问题属于民事纠纷，所以警察不管。但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他们也会组织调解，化解矛盾。”高永宏说。
　　此外，陈女士还曾向四方兄弟工商注册地所属的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电话投诉，对方登记了相关信息。两三天后，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向陈女士回电，称四方兄弟没在注册地经营，属于异地经营。“所以他们也找不到这家公司，目前也没什么办法。”陈女士说。
　　事实上，这不是监管部门第一次发现四方兄弟异地经营。“天眼查”显示，2018年、2019年，该公司被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理由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7月25日，新京报记者分别走访了四方兄弟官网上的总部地址、“天眼查”上的注册地址，均未找到该公司。
　　对此，一名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市场监管部门来说，异地经营是包括四方兄弟在内的众多中小型搬家公司的监管难点之一。这些搬家公司分布很广，不少公司的注册地址都是错的，很难找到实际经营场所。
　　与此同时，消费者缺乏证据意识也是难以维权的原因之一。
　　8月8日，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要想投诉四方兄弟，可以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并提供包括录音在内的多种证据。
　　这名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还曾表示，“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合同，聊天（记录）、录音、录像这些证据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双方说法不一，如果没有合同，我们很难判定。”
　　但多名受访消费者表示，搬家前后并未录音、录像，有的消费者甚至连记有具体收费项目、金额的合同单、账单等都未保存。王女士说，被索要1.8万元搬家费后，自己非常生气，将工人们算账的本子撕了。吴虹飞也说当时过于气愤，没想到拍照，账单被工人带走了。
　　针对四方兄弟收费高、维权难等问题，高永宏建议，消费者选择搬家公司时应多了解市场行情，尽量选择正规搬家公司。在搬家前的交涉环节、搬家后的付款环节，应最大程度保留录音、聊天记录、合同单等证据，谨防事后发生纠纷。
　　一名接近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的人士透露，目前，监管部门已联系赵振强、吴虹飞等人取证、了解情况，并已到四方兄弟实际经营场所考察。
　　8月4日，新京报记者致电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询问进展。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案件仍在查办，暂时不便接受采访。